诗人情怀，领袖抱负

　　郭沫若与毛泽东的友谊的直接契机，来源于两人的共同爱好———诗词。

　　上世纪50年代末，面对举国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的诗人气质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的诗词，并首肯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这对文艺界、特别是对郭沫若的触动很大。郭沫若坦陈：从那以后，自己也敢于承认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他与毛泽东互相唱和，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留下了不少佳篇。

　　1、诗词唱和始于上世纪40年代

　　其实，郭沫若以诗词等载体，与毛泽东的沟通早就开始了。远的，如上世纪40年代的和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近的，如在1955年岁末，郭沫若曾率中国科学院考察团访问日本，期间写了《访日杂咏》10首古体诗，郭沫若将《箱根即景》等7首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将郭诗转给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指示在《北京日报》发表，并嘱咐将郭诗中的草书改为楷书，以免出错。再近的，如1957年，毛泽东18首诗词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不久，郭沫若就写了《试和毛主席韵》，作《念奴娇·小汤山》、《浪淘沙·看溜冰》、《水调歌头·归途》，和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

　　在毛泽东诗词以及肯定“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信发表之后，郭沫若在1958年7月《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意图，就是以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为例，表达对毛泽东的敬仰。郭沫若在文中说：

　　不用说这里丝毫也没有旧式词人的那种靡靡之音，而使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气也望尘却步。这里使用着浪漫主义的极夸大的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主题衬托得非常自然生动、深刻动人。这真可以说是古今的绝唱。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

　　在此之前，郭沫若还通过各种信息渠道，畅谈对毛泽东诗词的深刻体会，向外界传达了自己对毛泽东诗词的热爱。当然，通过这种文艺切磋的方式，郭沫若理所当然地从此担当了毛泽东诗词的权威解诗人。

　　2、金猴奋起千钧棒

　　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了浙江省绍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出地方戏引发了郭沫若的诗兴和政治冲动，于10月25日夜，写下了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并在1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紧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看到后，于11月17日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从最初的意识形态分歧，发展到公开论战；再从公开论战，一直发展到政治、军事的全面对抗，直到80年代末中苏关系才缓和。围绕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战略策略问题，中苏关系已经由两党之争，上升为两国之争。

　　特别是1960年7月16日，苏联突然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不但使当时步履维艰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更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所以，当1963年苏共中央为缓和中苏关系，致信中共中央，提出重派专家时，中共中央在次年2月的复信中，愤怒地指出：“在中国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现在你们又提出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坦白地说，中国人民信不过你们。”

　　因此，从那时起，举国上下群情激昂，早已开始洋溢着对苏联背信弃义的愤怒，酝酿着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怒火。1961年底郭沫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发表的直接政治背景，是1961年10月苏共召开的二十二大。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前，苏联人空前激烈地谴责斯大林，猛烈攻击和中共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并号召推翻阿共领袖霍查。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当场予以严厉批评与驳斥，并率代表团提前回国，以示抗议。苏共此番有预谋的举措，无异于在中苏关系上火上浇油。

　　郭沫若这首《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显然有感于时事政治风云，从这出地方戏中，生发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政治义愤，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典故，隐喻修正主义的可恶、可恨。

　　如果说郭诗大有文章，那么毛泽东的和诗，就更是非同寻常了。

　　郭沫若写完《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送交发表的同时呈送了毛泽东，随后就南下上海、浙江、广东等地游访，约两月有余。郭沫若最早看到毛泽东的和诗，据他自己说，是在1962年1月6日的广州，由康生抄录见示的。郭沫若见到毛泽东和诗的当天，立马写了一首和诗，1月8日由康生转呈毛泽东：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3、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和诗，于1月12日给康生回信（而不是直接复信郭沫若）说：

　　八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近作咏梅词一首，是反修正主义的，寄上请一阅。并请送沫若一阅。外附陆游咏梅词一首。末尾的说明是我作的，我想是这样的。究竟此词何年所做，主题是什么，尚有待于考证。我不过望文生义说几句罢了。

　　请代问郭老好！

　　复信中所说的“反修正主义”的咏梅词，就是毛泽东有名的《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的一席话，一语道破了政治玄机所在。毛泽东新诗作，也抒发了这个暂时沉默的政治巨人，在大风大浪面前静观其变、蓄势待发的心态。毛泽东以诗明志，浪漫、豪迈的诗意之中，表达着意图东山再起、再掌乾坤、期待胜利的政治愿望。

　　4、毛泽东和诗的深意

　　从郭沫若最初写的《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来看，郭沫若当时大概没有考虑到更为复杂的国内外政治斗争。“白骨精”毫无疑问象征着绝对的敌人帝国主义，可是诗中却表达了对唐僧的无比痛恨，似乎是以唐僧比喻苏联修正主义，主要表达了对“修正主义”的政治义愤，隐喻“修正主义”对帝国主义妥协，对同一阵营的中国百般刁难。

　　可是，当看了毛泽东和诗后，郭沫若马上意识到自己原先的想法和毛主席的想法有不一致之处。于是，依毛泽东和诗原韵，写了一首和诗。毛泽东所谓“和诗好”，无异于肯定了郭沫若和诗的用意。其实，对郭沫若和诗的称赞，恰恰隐含着毛泽东对郭沫若原诗政治内涵的不认同。其中的原委曲折，郭沫若在以后的文章中说了出来：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这就是我对于“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的唐僧的判状。

　　但对戏里的唐僧这样批判是不大妥当的。戏里的唐僧是受了白骨精的欺骗，因而把人妖颠倒了，把敌友混淆了。他是蠢人做出了蠢事。在戏的后半，白骨精的欺骗当场揭穿时，唐僧也就醒悟过来，直到悔恨，并思念孙悟空。

　　原来，郭沫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诗，主要的批判对象是“唐僧”，而在毛泽东眼中，这是可以争取的中间派，而真正的敌人应当是“白骨精”，而“修正主义”在毛泽东的眼中，便是“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文人看政治的眼光，毕竟不如政治家锐利。毛泽东高超的政治艺术，在酬唱、转呈之间，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至于谁是“白骨精”、谁是修正主义，在郭沫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苏修”是不是修正主义还是很模糊的，或者说在他眼中还是介于敌友之间。但毛泽东的和诗一出，郭沫若马上意识到，“苏修”在毛泽东的视野中毫无疑义就是“白骨精”。

　　在国内外政治斗争日趋紧张的1964年，郭沫若旧事重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终于把两年多前的认识说了出来：

　　假如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敌为友，以友为敌，不是像唐僧那样受了敌人的欺骗，而是投降了敌人，和敌人一个鼻孔出气，那就完全不同了。像这样有意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人，他本身就是白骨精，或者是替白骨精服务的变相妖怪。我们就不应该把对于这种人的看法，和戏里的唐僧形象等同起来。主席的和诗，便是从事物的本质上，深一层地有分析地来看问题的。主席的和诗，事实上是改正了我的对于唐僧的偏激看法。

　　在1961年底1962年初的那次诗歌唱和中，毛泽东对国内外政治局势，显然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在毛泽东眼中，紧张的国际局势、严峻的中苏关系，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政治问题，而且是和国内种种问题、党内种种分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内路线的分歧和修正主义苗头，是国际修正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党内、国内的必然反映，而且决非孤立现象。

　　所以，在中苏两党、两国发生大论战的时候，包括“九评”在内的一系列论战文章的目的，就不但是对苏共领导集团的严厉驳斥，而且也隐含着对国内出现的修正主义的警告。

　　5、领袖生日放颂歌

　　1962年12月，适逢毛泽东70虚岁生日，郭沫若写了一首《满江红·领袖颂》。《光明日报》在1963年元旦，以《满江红———1963年元旦抒怀》为题发表：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郭沫若的这首词又一次引发了毛主席的唱和。这倒不一定是内容的称颂，很可能倒是郭词所描述的雄阔气魄、斗争风姿，深深吸引和感染了毛泽东。毛泽东读后，心潮澎湃，大发感慨，在短短数日后的1月9日，彻夜未眠，挥毫吟诵成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尽管郭诗写得不错，但毛泽东和诗之气魄，更是非同凡响。

　　郭词主旨，乃借祝寿表达敬仰之情；毛的和词，却展现了纵横天下、战无不胜的政治情怀。因为“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战略和斗争策略，在1963年已经驶入了历史的快车道，毛的和词，可以说是这一政治动向的艺术化标记。何况，毛的和词，首先是在1月9日“书赠恩来同志”的，借此向周恩来传达政治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郭沫若毫无争议地成了毛泽东诗词的第一解诗人。

　　而毛泽东本人，对郭沫若的解诗之举，不但不视为游戏消遣，反而相当重视。比如，1962年郭沫若写《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时，涉及《忆秦娥·娄山关》的阐释，在送呈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详细读后，认为郭沫若的解释不准确，亲自捉刀，以郭沫若的口吻进行修改，有近千字之多，其修改之处大多为史实考证之类，根本没涉及政治观点。在修改稿最后，毛泽东还感叹“解释之难，由此可见”。仅仅从这件小事，就可看出毛泽东对郭沫若解诗的重视程度。

　　据专家统计，郭沫若写的阐释毛泽东诗词的文章，达20余篇，但绝大多数没有收入《郭沫若全集》之中。郭沫若的解诗，不是一般的诗歌阅读欣赏，而且往往写于有重大政治动向之时，他用浅显易懂、明白无误的白话，把这种重大政治动向传达出来。

　　最重要的信号，或者说毛泽东最主要的政治意图，被郭沫若用诗歌和解诗的特殊方式充分展现了出来，而且为毛泽东所接受。从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毛泽东和郭沫若的友谊的深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