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还在9月6日到8日,连续三天,分别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胡乔木,研究政治报告的修改问题。
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刘少奇政治报告的修改上。整个修改过程,洋溢着民主协商的气氛。 从现在保存下来的几份批件上,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1956年8月29日凌晨3时,刘少奇将新修改的部分草稿送给毛泽东,并在信中说:“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四千七百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智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段的问题。”
毛泽东在当天就认真看完了这部分草稿,还在刘少奇的来信上写下了如下批语:“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十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
9月4日,政治报告中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修改好以后,毛泽东特地嘱咐陆定一送给陈云征求意见,并要在5日晚10时以前将陈云的修改意见送给他看。
5日,陈云写信给毛泽东:“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
6日凌晨2时前后,毛泽东看了陈云送来的部分修改意见,再次作了修改,并向胡乔木催要尚未送来的有关商业的一节。他在批语中说:“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
类似的来往信件和批示还有一些,都是毛泽东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平等磋商、共同修改审定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历史见证。有人散布说,毛刘的矛盾始于中共八大。甚至说,刘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给毛看。这些传言,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
毛泽东对政治报告作了极为认真的修改。在保存下来的80多份政治报告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本人修改的就有21份。其中,毛泽东最重要的修改,主要有这样几处。
其一,关于党的中心任务。在政治报告里,这样写道:“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这段表述,经过了毛泽东的认真推敲和斟酌。
其二,关于防止个人突出。在政治报告的初稿上,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还应该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大城市以前,就号召共产党员不做寿,不送礼,在中央和各级负责同志外出工作或作其他活动的时候不许组织欢迎欢送,不许献旗献花,不经中央同意不许以人名为地方、机关、企业等命名。”毛泽东看了这段话,感到没有点出问题的实质原因,在一旁批道:“要讲一讲理由:即为了不要个人突出。”
正是本着这个精神,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党的领导”一节中,加强了关于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的论述。而且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把防止对于个人的神化,作为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内容。
其三,关于解放台湾的方针。在政治报告“国家的政治生活”一节里,郑重宣布:“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这个重要决策,是1955年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作出的。
在修改这部分内容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十分重要的话:“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则,昭示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其四,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争取持久和平。政治报告中,有“国际关系”一节,提出了“争取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的总方针。毛泽东对这一节反复作了修改。
毛泽东在修改稿上,曾经加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支持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还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
这段重要的思想,在修改定稿后的政治报告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
毛泽东对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虽然没有像政治报告那样投入巨大精力,反复修改,但也同样认真审阅过。
毛泽东对中共八大上述三个报告的准备和修改过程,十分满意。9月13日,他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这三个报告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这三个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