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之风愈演愈烈，专家呼吁-------

　　红色经典不容“恶搞”

　　●对经典的轻蔑、歪曲与亵渎是一种文化病象

　　● 肆意颠覆和解构经典易造成社会生活粗鄙化

　　□特约撰稿 曹建文

　　近来，有关“红色经典”改编及其引发的话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雷锋和漂亮姑娘搞对象”、“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恶搞盛行之下，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人物一再被调侃、戏弄甚至丑化。

　　针对当前的“经典”改编热潮，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温儒敏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对经典解构与颠覆的倾向不可等闲视之。对权威与传统的轻蔑、歪曲与亵渎，并和商业操作结盟，导致社会‘恶搞’成风，是一种文化病象。”

　　“红色经典”的正确普及与改编如今确受欢迎。然而，在一项关于经典改编的调查中，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利益驱动和盲目跟风是近年来一些“经典名著改编”的主要原因。

　　名字还是那个名字，故事已非那个故事，情节亦非那个情节，更重要的是精神早已背离。“恶搞”之风愈演愈烈。从视频到文本，从网络到电视，从流行歌曲、热门节目到古典名著、标志性图像、主旋律影片、英雄人物等，都有“恶搞”染指。

　　改编不能“恶搞” 戏说不能“胡说”

　　网民胡戈制作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用以调侃商业娱乐片《无极》，曾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之后不久，名为《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和《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两部短片，在网上广为流传。

　　与胡戈制作《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调侃商业影片、娱乐大众迥异的是，网民“胡倒戈”所制作的《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调侃的对象是公认的英雄人物，改编的著作是公认的“红色经典”影片。

　　在《参赛记》中，小英雄潘冬子变成了一个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富家子弟”，潘冬子的父亲变成了“地产大鳄”，而潘冬子的母亲则一心想参加“非常6＋1”。整部片子，甚至还夹杂一些不健康的对白。

　　实际上，对“红色经典”影片的“恶搞”和对英雄人物形象的“颠覆”早已有之。譬如被改编的一部作品中，杨子荣变成了一身江湖气的伙夫；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被改编拍摄时曾宣称是一部“青春偶像剧”，吴琼花与洪常青之间的情感纠葛成为主要卖点。

　　针对这些现象，温儒敏教授表示：“对民族文化经典的拆解、拼贴、戏说或者改写，使之平面化、商品化，消解了其原本的意义深度，张扬了感官刺激和情绪宣泄。颠覆经典者在冒犯常规、调侃正经、亵渎传统，希望由此获得一时快感，往往不过是‘愤青’泄愤、网民玩乐、痞子把玩，而某些商家传媒正好乘机而入，吹捧炒作，于是颠覆或者‘恶搞’经典的风气就酿成了文化领域的沙尘暴，越刮越凶。”

　　改编不能“恶搞”，戏说不能“胡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余开亮博士表示，“红色经典”是一种伴随中国革命而产生的独特文学样式，具有特有的文化背景、叙事方式和社会功能。“红色”和“经典”的双重特点使得她具有独特的地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红色”和“经典”的解构与颠覆不能听之任之。

　　“恶搞”之风可能摧毁人们的历史记忆

　　如果说，对“红色经典”中人物的戏说只是可能“颠覆”英雄的历史形象的话，那么，对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迹进行肆意“恶搞”，甚至毫无根据地“否定”，则可能彻底摧毁人们的历史记忆，颠覆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

　　经过当年目睹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老兵们的情景回忆和细节描述，董存瑞举着炸药包炸桥的事迹不容置疑，然而一些人还要“胡说”和“恶搞”。不久前，某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董存瑞〉：“真实”创造的典型》的访问记，居然写道：“在事实中，董存瑞死后并没有立即被评为烈士，仅仅是通知家人他牺牲了。更重要的是，没有谁亲眼看见他托起炸药包的情景，这完全是事后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当时董存瑞没有带架子，桥肚上也不能放炸药。战斗结束后，从地下挖出了董存瑞媳妇为他做的袜底来，于是军事专家就认为董存瑞极有可能是举着炸药包炸桥的。”云云。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温儒敏教授不无忧虑地表示，对民族文化经典做深入浅出的阐释和传播，是非常有必要的，但这不应该以歪曲或者调侃、拆解经典作为代价。现在一些“戏说”或“恶搞”的作品，虽然很搞笑，能吸引人，但往往也带有虚无主义和商业气息，对年轻人没有任何益处。

　　“红色经典”作品怎么改？

　　“红色经典”，是围绕着革命历史创作、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一些优秀作品。但红色经典作为一种历史的坐标，总会带有特殊时代的烙印，总会与现实有一种距离感，甚至还会包含一些与现代不尽相同的精神成分。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考虑到今天观众的欣赏习惯，对红色经典进行适当的“改编”，甚至进行大胆全新的演绎，也就具备了现实的可能。

　　“红色经典”允不允许改编？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事实上，许多优秀革命题材作品正是经过改编才能延续其生命。问题的关键是究竟该如何改编，怎样才能实现主流文化认可与观众认同之间的“双赢”。

　　“红色经典凝聚着革命时期的特殊情感，包含着珍贵的历史记忆，已经积淀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改编者有责任敬畏这种情感、尊重这种记忆、保护这种财富。”余开亮博士在采访中强调。

　　温儒敏教授强调说：“经典都会带有特定的时代烙印，甚至可能有局限性，有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成分。我们接受经典，既要有感情，还要有理性，对经典的某些不适合时代要求的部分，当然可以采取客观的态度。现在那种随意颠覆甚至‘恶搞’经典的做法，我看就根本没有这种感情和理性。所以对经典是珍惜、尊重，还是功利的消费、利用甚至亵渎，既是检验改编者价值立场的重要标尺，同时也是改编的边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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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搞的六大类型

　　恶搞又被称作“Kuso”文化，是一种以爆笑、搞怪、恶作剧为主要特征的另类创作风格。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网上“恶搞”之风愈演愈烈，且越来越离谱。从视频到文本，从网络到电视，从流行歌曲、热门节目到古典名著、标志性图像、主旋律影片、英雄人物等，纷纷被恶搞。

　　古典名著、诗词被恶搞。《西游记》被一些人炮制出《春光灿烂猪八戒》、《童话西游记》等数十版本。恶搞《红楼梦》时，贾宝玉被改成了“文革”中的造反派。唐诗《春晓》被改成：“春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打上敌敌畏，不知死多少。”

　　标志性图像被恶搞。北京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福娃被恶搞成数个版本，一些人将福娃变成莫名其妙的北奥福娃战队、葫芦兄弟版、圣斗士五福娃、黑暗使者五福娃等。长沙一饭店以油画《开国大典》做宣传，画中还加上了广告语：“同志们，大饭锅成立了。”

　　红色经典影片被恶搞。电影《铁道游击队》被恶搞为《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的网络短片，把一群打日本的游击队员演绎成了以“美声”“通俗”“民族”唱法参赛的各显神通的歌手。“八一电影制片厂”也被恶搞为“八七电影制片厂”。

　　英雄人物被恶搞。有人以恶搞手法编造了所谓的“雷锋的20条死因”，如“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是由于驾驶技术不好死的”……此外还有“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 “董存瑞因为炸药包有双面胶粘住了手甩不掉而被炸死的”等。

　　传统节日被恶搞。中国传统节日七夕出现新版解读：牛郎因为没钱买房，王母娘娘不让他和织女结婚。他一气之下下海经商，后赚得百万资产，买了一辆鹊桥牌轿车去接织女。

　　大型影片被恶搞。最典型的是《无极》被恶搞成《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