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医疗机构和医药企业而言，现在正是“敏感期”，每个政策的出台都扣人心弦。卫生部治贿办主任毛群安近日在“反商业贿赂高峰论坛”的演讲中透露，卫生部正在抓紧时间，制定关于医疗卫生机构接受捐赠和赞助的管理办法。话音一落，台下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的代表就高高举起手，询问这个“办法”所规范的对象、内容和形式。显然，关于这一话题的每一个官方说法，都值得医疗机构和企业“竖起耳朵”来听。

　　“好”赞助与“坏”赞助

　　辉瑞集团的代表听到的显然是“利好”消息。毛群安说：“欢迎医药企业资助医疗机构进行学术交流。”

　　事实上，医药企业资助医疗机构进行学术交流以及其他一些捐赠行为，是医药企业很常见的行为。“这样的方式能够向医生传达最新的药品性能及其相关知识，起到教育医生的作用。这对医疗机构的科研帮助也很大。”武汉远大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王芳玲说。而医院也非常需要这样的捐赠和赞助。据统计，公立医院财政拨款还显不足，一般只占到医院收入的5%。因而，如果有医药企业能赞助进行科研和学术交流，医疗机构求之不得。

　　“不过，对于国内的医药企业而言，‘赞助’并不局限在这个层面。”浙江一位叫陈廷的医药代表说。他一直在卫生系统工作，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做医药代表。他说，国内医药企业研发能力低，大多数产品都是仿制药，靠着给医生、医院“好处”来互相竞争。这些“好处”除了众所周知的“回扣”之外，也包括“赞助”。

　　“擦边球”层出不穷

　　毛群安说，对于这些赞助，违法还是合法的界限难以区分，所以要力求让这种行为公开、透明，符合法律规范，以杜绝以资助为名的不正当交易行为。毛群安的回答，显然还有些不够明确。“这种行为会不会将原来的非法行为合法化，使之成为变相的行贿受贿？还有，会不会引发捐赠攀比，以吸引医疗机构用药？”一位来自执法系统的女士如此发问。她的这种疑问不无道理。虽然反商业贿赂的力度很大，但是，“擦边球”依旧层出不穷。

　　“虽然各个地方都有规定，医药代表不许和医院接触，但这个规定实行起来就变了味。我认识的一个医药代表和医生关系很好，前一阵医生就对她说，‘你最近不要来医院了，我们的账两个月一结’。你看，照样会有回扣，和以前一样，不过是地上变成了地下,”陈廷举例说。在他看来，这个《办法》会给出更多规范，但同时也可能给出更多的灰色地带。卫生部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毛群安表示，卫生部正在积极地征求各方意见。在9月末还会召开一次会议，邀请医药企业来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与毛群安强调的捐赠程序的公开透明相比，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郑超愚更强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医疗信息透明：“现在信息技术很发达，完全有可能做到信息透明，要让患者自己去比较各个医院的医疗服务。”

　　“老代表”生意更稳

　　“反商业贿赂力度是很大，风声是很紧，但是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些老医药代表。”陈廷说，自从政府要求医药代表禁止进入医院以来，老医药代表的生意似乎做得更稳了。“不会有新医药代表来竞争。医生看见那些拿着大包的新医药代表都躲得远远的，怕有风险。”

　　“我们现在要进行多次攻关。”陈廷说。在他所代理的药品进入政府招标目录前，他会逐一和各个医院的药剂科科长打招呼——当然，同时也会给些好处。这些药剂科科长要参与政府招标项目的讨论，因而也掌握着药品进入医院资格的生杀大权。

　　即使进入了招标项目，也只是意味着有进入医院的资格。之后，要让医院用药，医药代表还是要打通各种关节。“第一步是拿药到药剂科科长那里去登记。”即使有熟人关系，钱也是必要的。一般的药会给2000~3000元，抗生素则会给到1万元左右。“接下来，要通过药事委员会审批。”在这一环节中，临床主任和院长就十分关键。“一般药品，请临床主任开个《用药申请报告》需要1000元，抗生素还需和院长商量，给1万元左右。”

　　审批成功之后，需要交一笔赞助费。普通药所给的赞助为5000~7000元，抗生素高达3万元。医院会将这笔费用用作奖金或其他活动经费。“药方信息中心的统方员那里也要每个月塞200元。”陈说。每个医生开多少药，在药方信息中心记录得非常详细。医药代表通过统方员的统计开给医生回扣。而每个医生每支药会拿到零售价20%~30%的回扣。在医院各科室的会议上，经常讨论的一个项目，是哪个医药代表给的回扣更多。徐涛（据财经时报）来源：扬子晚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