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朵朵

　　在一个“愚”乐大众的时代，在利益至上的社会情境中，当激情、理想化为平庸守望，正义、热血冷却为麻木迟钝，残忍地撕开并直视那已然结痂的伤口，痛楚地回眸那段满目疮痍的日军侵华史，似乎显得不合时宜并注定应者寥寥。但是，若以一种严谨理性的立场，一种感撼人心的气势来重温历史，民族苦难又往往能在真切的触摸中历历在目并痛入骨髓。

　　在导演高群书举债完成爱国主义史诗巨片《东京审判》时，他让我们深为敬佩的，不是他在娱乐时代执着于艺术的悲情，甚至也不是他流露在影片中的凛然正气，而是他面对历史时的那份冷峻、犀利。导演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而这是一个需要用全部的良知和勇气去书写的“人”字。我想，看完《东京审判》后，对民族大义的伸张、对战争的反思、对世界和平的呼唤，将激荡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

　　2006年，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已有60周年。电影《东京审判》正是以纪实的手法真实再现了这场审判，——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成功地用法律武器捍卫民族尊严的审判。当那些见证着怆痛、血泪、暴虐、挣扎的往昔岁月，在银幕上化为真实可感的影像走近我们时，如此振聋发聩又纤毫毕露。在这场审判的背后，是中华民族以3500万人的伤亡，6000亿美元财产损失的惨痛代价，寻求一个正义的平台来拯救国人被无情践踏的人性尊严。在历史的前景，《东京审判》以高昂强势姿态与恢弘的信心向世人揭秘那段并不为太多人所熟知的历史——两年零七个月的历时审判：开庭818次，法庭记录4.8万余页，出庭作证的证人达419人，出示文件证据4000多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影片中日本战犯的顽蛮奸狡，日本民众的复杂情绪，梅汝璈的正气坚毅，都以直观而震撼的表现形式给世人以警醒，唤醒被漠视的责任，并正视、反思过去，拷问人类的良知。

　　影片在将“东京审判”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呈现于观众面前时，除去对梅汝璈、向哲浚、倪征燠等中方审判代表的严谨刻画之外，为了增加影片的观赏性和战争的悲剧色彩，还加入了一个中国男记者和一个日本女记者的凄美爱情，展现个体的飘零命运在时代的洪流中沧桑沉浮，却又无可把握的悲哀。这种个体命运的零落和国族间的仇恨不免为影片增添了一抹宿命般的时代悲情，令人在扼腕之余不忘对战争的血泪控诉。只是，影片在爱情线的处理上，因为缺乏史实的依托而略显单薄和牵强，且副线叙事的暧昧零碎，使其在与主线勾连时显得游移而意义模糊。

　　当然，影片的大片风范还是有目共睹的。这首先在于它能巧妙地利用“庭审”贯穿全片始终。这种极具好莱坞戏剧张力的情节元素，将整个故事的节奏衔接得张弛有度、扣人心弦，给受众以机巧而极具智性的感官刺激。不仅令模式化的历史人物更加具备戏剧色彩，还以跌宕起伏的剧情，将人性多个层面集中上演在法庭这一方天地，渲染了故事本身的传奇魅力。遗憾的是，尽管梅汝璈的那首尾两场法庭戏表现了铁肩担道义的正义力量，法庭审判战犯戏也不乏震撼亮点，可惜用力平均，反而略嫌平淡，未能形成持续高潮。

　　其次，影片中人物所表现出的高贵人格和血性气度，以及那种伸张正义、鞭挞战争犯罪和呼吁世界和平的勇气和魄力，让主旋律题材的电影不仅具备史诗风度，在情感诉求上也凝聚起中华民族的集体性记忆。而且，影片还以炫目的好莱坞式叙事技巧和快速的剪辑功力，让感人的细节和惊戾的史实自我凸显。大量历史资料镜头的加入，也让这部历史影片更具厚重和浑然的历史感。而震撼、磅礴的音乐带来的悲悯情怀，往往在书写这些历史的沧桑积淀和血泪见证时，轻易地击中观众那酸楚的心灵。因此，《东京审判》既有历史正剧的厚重和悲怆，又不失商业电影的甜腻感伤，是中国大制作的历史题材电影的可喜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