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恶搞还是搞怪，都是有娱乐性和草根性的两大标签，增强了一直以严肃著称的中国人的娱乐意识，随着幽默尺度的不断打开，也见证了社会文化的宽容。“恶搞”在中国的发展其实没有多久。撇开周星驰、刘镇伟等导演的恶搞影片不算，真正的“平民狂欢”活动大概始于“小胖系列”与“猥琐男系列”的风行。这发生在新世纪开端。从《大话三国》到《大学自习室》，Flash动画以形象与更加调侃的方式广为流传。它因为技术相对简单、想象丰富而受青睐，《我不想说我是鸡》以非典时期的小鸡口吻自述其悲惨经历赢得高关注度。

　　视频短片的形式也在同时期开始发展，央视工作人员制作的《大史记》三部曲曾在网上博取了高点击率，但真正的高潮还未开始，“真人时代”的热浪已经到来。

　　“芙蓉姐姐”毫无疑问是这一时期的最佳主角，毫无理由的自恋与自夸成了理由充分的搞笑新元素，把无聊的事当做正经事来做也是搞笑应该奉行的旨意，她的标准“S”形身材与经典语录引得无数人喷饭不已，又带动了“石榴哥哥”“猴子妹妹”“于窜红”等一大批明显模仿“芙蓉姐姐”的网络恶搞人士出现。

　　如果说，以上这些还属于小部分人没事偷着乐的行为，那么2006年，恶搞则进入了“集体狂欢”的黄金时期。先是“馒头血案”掀起了恶搞的高潮，胡戈毫无争议地被称为恶搞文化的领军人物。此后，颠覆经典电影来讽刺现实，似乎成了恶搞的不二法宝。各种恶搞短片如雨后春笋相继冒出，比较知名的有《中国队勇夺世界杯》《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等作品，但后者对红色经典的嘲弄被认为是恶搞“规范化”的原因。“恶搞文化”愈演愈烈，连商家也参与到这一狂欢活动中。典型的代表是2006年夏天的“解说门”事件，黄健翔解说一度成了网上最火的彩铃，下载量创造了近百万元收益。

　　恶搞是一种重新拆解，解构以前的意义，提供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事件本身。搞怪是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具有打破传统，向保守挑战的勇气。两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更多的是基于别人的作品上进行改编，后者基本都是处于原创。(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