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继宁　年届不惑渐悟外公毛泽东

　　■文/本报记者　颜菁

　　■摄/本报记者　王卫

　　在毛家的孙辈中，已进入不惑之年的孔继宁年龄最长，也是唯一与毛泽东有过接触的人。尽管外祖父的形象没有给他留下记忆，但来自外祖父的教诲和熏陶却一直影响着他的人生之路。

　　2002年，在经历了创业的艰难有了一些积累之后，他成立了深圳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以此建立起一个宣传和传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思想和精神的平台。

　　距离毛泽东诞辰纪念日还有六天时，在合肥的稻香楼宾馆，一场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国‘三农’问题”的研讨会开幕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姜春云发来了贺信，出席研讨会的百余名代表都是全国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

　　稻香楼曾经是毛泽东住过的地方，研讨会的资助人也正是毛泽东的第三代后人、深圳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孔继宁。

　　研究中心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民办非企业组织，谈起创办的初衷，孔继宁表示他们在全力支持和资助有关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同时，也组织对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研究，希望能为先辈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一份力量。

　　“创立之初，我们中心组织的一些关于主席的纪念活动大都以缅怀为主，但我希望能挖掘更深层次的东西。思想理论研究的受众毕竟比较有限，与现实的联系也相对少一些，因此我们想走理论研究与关注现实相结合的道路，为现实问题出谋划策。这次召集关于‘三农’问题的研讨会也是我们的初步尝试。”

　　在调研中，孔继宁发现很多人都关心“三农”问题，但真正沉下心来，踏踏实实投入精力和资金去做的并不多。他坦率地说，自己不是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但一直关注其发展动态，“我的外祖父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的一生也是为农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的。”

　　研讨会结束后，研究中心将尽快把会议的主要材料和内容整理汇总，呈报给中央的决策层和相关部门，以供他们参考。作为毛泽东的外孙，这也算是他的一个优势吧。

　　在毛家的孙辈中，已进入不惑之年的孔继宁年龄最长，也是唯一与毛泽东有过接触的人。尽管外祖父的形象没有给他留下记忆，但来自外祖父的教诲和熏陶却一直影响着他的人生之路。

　　父亲孔令华生前一直在做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希望儿子孔继宁能继承他未完的心愿

　　投身对外祖父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并非偶然，孔继宁的父亲孔令华生前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都十分感兴趣，而且一直在做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因为本身是学自然科学的，加之毛泽东在与科学家的接触中，对科学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论述，从1993年起，孔令华每年都召开一次有关毛泽东与科学的研讨会，一直持续到1999年他去世的前一个月，研究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他希望儿子孔继宁能继承他的心愿。

　　“外祖父毛泽东很喜欢我父亲这个女婿，说他是个老实人，而且多次跟他聊哲学问题，这促使我父亲认真地攻读哲学，马列专著几乎都通读了。”

　　父亲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孔继宁还是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名机关干部，因为工作成绩优秀，先后被派往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和英国使馆任武官助理，从事了8年的外交工作。那时的他没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和想法，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1997年孔继宁决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离开了部队，同时也为继续父亲晚年的事业进行着筹备。

　　“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资金，思想理论也不能两手空空地去研究。”2002年，在经历了创业的艰难有了一些积累之后，他成立了深圳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以此建立起一个宣传和传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思想和精神的平台。

　　在孔继宁的带领下，研究中心成立两年来非常活跃，而且取得了不少有目共睹的成绩

　　虽然是民间研究机构，但研究中心成立两年来非常活跃，而且取得了不少有目共睹的成绩。

　　在孔继宁的带领下，中心策划出版了李敏的自述《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参与主编的《真实的毛泽东》辑录了100多位工作人员回忆主席的文章；理论研究丛书《百年后的毛泽东》则从人性与学术的角度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了全新的诠释……

　　从2003年起，研究中心两次组织和资助了与中央党校合办的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研讨会；今年又逢贺子珍同志诞辰95周年，孔继宁计划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组织拍摄大型文献纪录片《贺子珍》，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大体就绪，而且被广电部列为国家影视重大题材。

　　为了呈现有血有肉的领袖形象，孔继宁专门成立了文化传播公司，拓展影视领域，进行主旋律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制作。他希望以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依靠影视剧的赢利来支持思想研究活动。

　　有人说孔继宁是自己给自己找苦吃，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我后半辈子的主要工作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传承毛泽东精神。”

　　在过去那个特定的年代，孔继宁也读了很多外祖父的文章，但真正能理解的却没有多少。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现实中的问题不断涌现到面前时，外祖父曾经说过的话自然而然地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

　　眼下从事的工作，常常需要孔继宁重新翻开外祖父的书。在寂静的深夜里，在细细的品味中，他逐渐能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外祖父当时的想法，通过文字，祖孙两辈人似乎有了跨越时空的交流，这让第三代子女中唯一见过毛主席的孔继宁感到了一种深深的乐趣。

　　童年时的孔继宁对外祖父的感受和其他老百姓一样，同是挂在墙上的开国元勋，是口号里呼出来的伟大领袖

　　1962年10月，孔继宁出生在中南海。因为他的生日与苏联十月革命俄历纪念日仅相隔两天，爷爷孔从洲将军和外祖父毛泽东共同为他取名“继宁”，意为继承列宁的事业。孔继宁的

　　出世让70岁的毛泽东“官升祖父级”。

　　襁褓里的孔继宁对外祖父的喜悦自是浑然不觉，母亲李敏在她的自述《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中回忆道：“父亲工作累了，顺脚就去看看小外孙，抱抱、亲亲、逗逗小家伙。继宁长得虎头虎脑，不哭不闹，笑起来尤其可爱。父亲平时就喜欢孩子，现在更像所有的老人一样———隔代亲，特别爱和继宁玩。”

　　然而天伦之乐并没持续多久，孔继宁还不到一周岁时，全家就不得不搬出了中南海。父亲孔令华蹬一辆平板车拉着全部的家当和母子两人来到兵马司胡同，一间住房，公用的厨房，从此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至今当有些人得知孔继宁的身份后惊讶地表示：“你很平易近人，原本以为你会高人一等。”他自己却不以为然：“我本来就是在老百姓当中长大的。”

　　童年时的孔继宁对外祖父的感受和其他老百姓一样，同是挂在墙上的开国元勋，是口号里呼出来的伟大领袖，因为他与自己的外祖父再没有更多的亲密接触的机会。

　　当他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文革”也拉开了序幕，母亲去中南海会见自己的父亲都要层层请示，十分困难。而之前，他们只能在每年的12月26日外祖父生日那天，去中南海吃一顿团圆饭。在这一年一次的聚首上，母亲李敏有多大的委屈也都忍下了，孔继宁稍有哭闹，她怕影响自己父亲的休息，下次也就不带了。 “我母亲三岁就被送到苏联，和外婆贺子珍团聚。她从小身体就弱，性格也比较内向。刚回国时她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跟外祖父交流都磕磕绊绊的，有时还得找翻译。”

　　在外人看来，因为复杂的家庭环境，也因为不善于表达，李敏变得有话能不说就不说，全窝在心里。但孔继宁却认为母亲的心态一直比较平和，是最能体现主席家风的后人。

　　孔继宁读小学后，德智体各方面都表现不错，毛泽东知道了很高兴，说要当面奖励他。可是由于一直忙于开会，承诺没有兑现，最终改由周总理请一家三口吃了顿饭。

　　对外祖父晚年的生活，孔继宁有自己的看法：“主席悲哀的一点在于他没有温馨的家庭生活，不懂得休息，唯一的休息方式就是读书。如果他身边有家人，对社会上的情况也就会有更多的了解了。”

　　“共和国没有给外婆一枚勋章，她去世火化后骨灰里剩下十几块弹片，有几块长在脑骨里。我觉得这跟随她一辈子的十几块弹片就是她的勋章。”

　　相比与外祖父之间没有记忆的接触，孔继宁和外婆贺子珍的感情更加亲近而深厚。他6个月就被抱到上海贺子珍的身边，之后每年都要与她生活一段时间。喂个奶，洗个澡，小外孙的到来，给予贺子珍孤寂的精神莫大的安慰。

　　“外婆是一个特别坚强的人，一个经过大风大浪的人。她是最早上井冈山的女红军和女共产党员，后来与主席一起共同生活了将近十年。这十年非常艰苦，毛主席受到排挤，红军又经历了长征，但她的革命信仰始终没有改变。”

　　为了拍摄纪录片《贺子珍》，孔继宁沿着外婆曾经的足迹，走遍大江南北收集资料。历史在一份份记录中缓缓再现，孔继宁对外婆的敬意也与日俱增。

　　“在我外婆生过的多个孩子里，最后就活下了我妈妈李敏一人。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在福建生下后寄养在老乡家里；后来又生了一个男孩叫毛毛，在身边长到三岁多，因为长征不能带，被毛泽覃放在了老乡家。后来毛泽覃被捕牺牲，他的妻子、我外婆的妹妹贺怡多少还知道一些下落。可等到1950年去江西找的时候，贺怡又意外牺牲了，毛毛最终没有找到。”

　　“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后，外婆生下了我妈妈李敏。妈妈小时候在苏联得了一场大病，当时保育院的医生说孩子不行了，要送太平间，外婆觉得这是她身边最后一个孩子，坚决不同意，最后竟然用米汤给喂活了，这就是母爱的力量吧。”

　　作为一个女人，孔继宁不知道外婆是怎样一路走过来的。他很小就蒙蒙眬眬地感觉到外婆的身体不好，身边的医生护士总想方设法地让她开心。乖巧的孔继宁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为外婆说笑话、陪她打牌，排遣她的忧郁。“因为只要一静下来，没人跟她说话，她就会想很多。”

　　但对小外孙，贺子珍从来不提过去的事情。“有时我问到一些她才说，不问从来不说。”孔继宁记得一次洗澡时，他看见外婆后背上有一个很深很大的洞，几乎可以放进自己的小拳头，就问外婆是什么，外婆说是飞机炸的，她为了掩护一个战友，扑到了人家身上……

　　至今让孔继宁记忆深刻的是，外婆听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兴奋，整个人都好像又焕发出青春活力了，一再跟周围人说她要出来工作。但不幸的是，1977年她中风偏瘫了，当时还不到70岁。性格刚强的她每天做康复锻炼，一有客人来拜访，就跟人掰手腕比力气，证明自己能够恢复。

　　1979年6月，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她也第一次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我父母推着轮椅上的外婆瞻仰了外祖父的遗容，外婆为外祖父献上了一个花圈，右边的绸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左边的写着：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共和国没有给外婆一枚勋章，她去世火化后骨灰里剩下十几块弹片，有几块长在脑骨里。我觉得这跟随她一辈子的十几块弹片就是她的勋章。”

　　毛泽东外孙的身份有时对他来说是一种负担，常常带来朋友间的疏远，但同时也是一种动力，让他多了一份“不能给家庭抹黑”的责任感

　　毛泽东曾经说过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他要求自己的儿女要和普通人一样，没有特殊，还常叮嘱他们不要娇惯第三代。

　　孔继宁的妹妹孔东梅，在自己的《翻开我家老影集》一书中写道：“我们兄妹从小受的教育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从小不能说自己是谁的后代。”因为他们的母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无论是上学、参加工作，还是入党、参军，一切都是靠自己。

　　孔继宁进入军队系统，还是源自家庭的影响。

　　“我们一家都是军人，外祖父、外婆、父母就不用说了，爷爷孔从洲将军曾在杨虎城将军的西北军任职，西安事变时担任十七路军警备二旅的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

　　初中毕业时孔继宁就想到父亲所在的38军去当兵，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战，他更加跃跃欲试。可等到第二年高中毕业时，当兵的念头反倒淡化了，社会上学习的氛围日渐浓厚，他也希望自己能攻读一门专业，就在高考志愿表的第一栏填了北京外贸学院。

　　“父亲希望我能在军校接受正统的教育，毕竟部队管得严格一些。于是我就把第一志愿改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最终，孔继宁以优异的成绩被学院提前录取。

　　军校的生活由部队的作风加大学的课程构成，学生被要求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出操，这对意志和体格都是一种锻炼。刚入校的时候，孔继宁和其他同学一样干瘦干瘦的，等一年后再回家时已经壮实多了。

　　在学校里，孔继宁将自己的身份瞒了起来，这身份有时对他来说是一种负担。他从小就摸到一个规律，一旦周围的人知道了他是毛泽东的外孙，他就再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

　　“和同学们交往，他们不知道以前，我们相处得非常知心，可当他们知道后，我明显地感觉到他们的疏远。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我们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这让我特别难受。”

　　但这身份同时也是一种动力，让孔继宁多了一份“不能给家庭抹黑”的责任感。虽然不能做到事事比别人强，但至少不能比别人差。大学经常组织助民劳动，孔继宁什么重活累活都抢着上，从没想过以自己的身份找个理由逃脱了。

　　洪汛期间，凌晨三点，一个起床号，他们就赶到学校旁边的一条长江支流的大坝上堵口子，一直奋战到第二天下午才吃上饭。帮水泥厂扛水泥，一袋水泥100斤，一次扛两袋，来来回回几十趟。干水泥粉和着雨水粘在了身上，揭都揭不下来。

　　与毛泽东的关系瞒了一年，学校还是知道了，孔继宁预料到的事当然也就发生了。外祖父头上的光环同时也是笼罩在后代身上的影子，让年轻的孔继宁还有些不知所措。

　　“我跟我妻子当初认识一年她也不知道我的家庭背景，还以为我们就是北京的一户普通人家。她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讲究门当户对，不愿意高攀，我了解到他们这种想法就更不愿意说了。后来他们知道后果然不太高兴，我妻子做了很多思想工作才做通。”

　　先辈潜移默化的影响开始在孔继宁身上发生作用，召唤着他投身到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事业中

　　“文革”以后，社会上掀起了反思热潮，人们对领袖的功过进行重新评价。一度没有人登门了，也让他的后代更不敢提及自己是谁。孔继宁记得父亲一再跟他们讲，主席为了国家，自己的一切都舍弃了，甚至家庭，他是没有私心的，出现的问题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 孔继宁是学外语的，能接触到很多国外的信息和观念，作为青年人他同样也渴望了解西方社会，暗自拿外国与自己的国家相比。可以说他是带着对自己国家的一些疑问出国的，但他的爱国思想和对前辈的理解，也恰恰是在国外加深起来的。

　　“我1991年去的英国，那里的电视每天播放的画面就是苏联商店里空空如也的货架，当时我们国家的商品已经非常充足，什么都不缺，但我没有看到过一次这样的镜头。他们的政党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华人的歧视是从骨子里流露出来的，连具有正义感的英国百姓都能感觉到。”

　　孔继宁发现他遇到的一些三十多岁的人，曾经非常激进，认为什么都是西方的好，但经过这些年国际和国内发生的变化，他们重新进行思考，开始读毛泽东的著作，并且从中获益匪浅。

　　先辈潜移默化的影响开始在孔继宁身上发生作用，每次读到外祖父灵魂深处的思想论述，都会给他深深的触动，这一切召唤着孔继宁投身到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事业中。

　　“在新的时代中，毛泽东思想会有新的意义。毛泽东思想并不过时，过时的只是研究方法。我们研究的重点，不仅是传承，更重要的是发展，要具有社会意义，对当今现实、对国家今后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为此，孔继宁的研究中心举办现实问题的研讨会，资助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家著书立说。为了研究中心的工作能正常运转，他同时还从事其他的经济活动，例如出书、制作影视剧。愿意为理论研究投钱的人很少，他们必须自己养自己。

　　尽管从去年开始，研究中心举行了不少重大活动，但人们很少能从媒体上看到关于孔继宁的报道。在关于外祖父的研究活动中，他的原则是第一不宣传个人，第二不赢利。

　　今天的社会，当很多人用住房面积、有无私车、存款多少、社会地位如何作为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时，孔继宁的想法却很简单，他觉得钱能满足基本的需求就行了，余下的应该拿出来看看能为社会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