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旬以来，一批有关诗歌的文章陆续出现在《南方都市报》等媒体上，回忆、反思、评论、展望……不一而足，为了纪念20年前一个叫作“86诗歌大展”的活动。

　　57岁的诗人徐敬亚——当年《深圳青年报》编辑、“86诗歌大展”的发起人，也翻出了20年前的报纸、照片，打开记忆匣子，撰文向大家娓娓道出了20年前那个让诗歌如火山喷发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

　　时隔20年，我们似乎仍然能从徐敬亚的文字中嗅出当时弥漫在每个角落的浓浓诗味、感受到那次诗歌火山喷发般的雄奇和壮观。20年过去了，中国诗界冷暖几何？

　　“诗人”，成为一种讽刺

　　8月28日，中国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前夕，来自主宾国俄罗斯的一批知名作家，与中国媒体和部分俄罗斯文学专业的学生进行了一次座谈。“太令我吃惊了，他们言谈举止间充盈着对诗人的尊崇与向往，而且是那么的不经意。”一位参加座谈的中国年轻人说。

　　几天前，在另一个场合，女诗人尹建莉也谈到了“诗人”一词，“现在称某人为诗人，好像是一种讽刺和挖苦，而诗人本该是一种桂冠和荣耀的。”

　　尹建莉20世纪80年代初在内蒙古包头读大学，因为是同学中最早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诗歌的，从而成为当时大家钦羡的对象。1985年尹建莉作为代表，成为参加《诗刊》诗会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在这次诗会上，她见到了顾城、北岛。“我一直坚信上苍赋予了我诗歌天赋，我应该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诗人”，漂泊了10多年，她依然不愿放弃自己的诗人情结。

　　但如今的尹建莉却不愿别人以“诗人”相称，“诗人的形象好像被异化了”。

　　现在人们印象中的诗人，似乎就是千丝百结的头发，苍白枯槁的面容，破烂不整的衣服，永远没睡醒的迷茫的眼睛，永远说不清的胡言乱语……一旦上台颂诗，如诗人于坚所言，“当他一开口，忽然疯掉般神经质地手舞足蹈，憋出某种暗示着‘悠扬’、‘激昂’、‘高亢’、‘愤怒’、‘柔情似水’、‘多愁善感’……之类的意思的声音来，惨不忍睹”。

　　《诗刊》主编叶延滨在谈到诗人时说，“在我认识的诗人中，从天使到魔鬼的各个阶梯上都有诗人的影子。”而今天的不幸在于，天使远去、独留魔鬼。

　　逃离诗歌

　　1986年7月5日，《深圳青年报》副刊编辑徐敬亚发出了几十份“现代诗流派大展”的邀请信。紧随而至的反应超出了他的想像，各地诗稿蜂拥而至。8月8日，徐敬亚联手《诗歌报》再度发出邀请。9月30日，《深圳青年报》与《诗歌报》以通栏标题同时发出半个版的“大展”预告。10月21日和24日，两报先后刊出了总计7个版、64个流派、100多位诗人、13万余字的诗歌作品和宣言。

　　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运动在这次大展中达到了顶峰。“那是一个为诗歌而疯狂的岁月，那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是诗人的年代。”尹建莉说。

　　“你现在再看看中国的诗歌界，是一副什么样子？”尹建莉始终不曾放弃对诗歌的关注。“诗人踪迹难寻。据我所知，就有好几个名诗人退出诗坛，比如徐敬亚、邹静之、简宁。”

　　由于成功创作《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记》等清宫戏，邹静之名噪一时，号称“中国第一编”。但诗歌界人士更熟悉的却是作为诗人的邹静之，他一直被视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上世纪90年代初即是《诗刊》的编辑。“没想到一转身诗人就成名编了。”尹建莉笑着说。

　　“我现在90％的精力花在诗以外。”简宁说。除了诗人，简宁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空军政治室写作员，2001年他涉足出版，与莫言等合作办了一家图书出版公司。按他的话说，“诗歌不足以养活诗人”。

　　集宁、厦门、烟台……漂泊了10多年后，尹建莉来到了北京。在这里她见到了许多当年的同学、诗友，但深深的遗憾再也挥之不去。“曾经都是诗社的主力军，可现在见面大家从没提起过诗歌……这一部分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剔除了”。而当年，诗歌于他们，就等于生活的全部，“大家不停地结社、不停地写诗、不停地朗诵、交流、讨论……”

　　商人、教师、官员、记者、出版人、小贩乃至穷困潦倒的流浪汉……昔日的诗人如今以不同的角色生活着，而共同的是——他们都远离了诗歌，他们不再写诗、不再读诗、不再谈诗，他们的人生不再与诗有关。以致今天没有多少人还能记得曾有那么一个“诗歌大展”。20年后的今天，中国诗坛连一场纪念“诗展”的朗诵、展览都不曾有。《南方都市报》的纪念，或许更像是一场祭奠。

　　诗界集体步入冬天

　　“萧条”、“冷落”、“破败”……之类的字眼充斥于近年来媒体对中国诗歌的各种评价，但诗歌圈子里的人却乐观得多。

　　在简宁看来，“今天诗歌的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诗人的生活条件、表达渠道、国际交流、信息传播都是20年前不可想像的。“只要有兴趣，人人皆可以写诗、办刊、做诗人。”诗歌没有理由破败。

　　简宁称，“虽然中国目前还没出现巨匠，但汉语诗写作已比较成熟。像北岛、西川、于坚、欧阳江河，都可以平等地与外国同道进行交流。”诗人安琪也谈到，她曾在不同场合听过欧阳江河和另一名诗人伊沙谈在国外参加诗歌朗诵会的感受，“大意就是中国现代诗已经和西方现代诗写作处在同一水准上了。”伊沙跟她讲，每次他参加完诗歌节回来都很自信，“想来这自信不是没有道理的”。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几年前《诗刊》主编叶延滨曾撰文，痛批语文教材选入的诗歌跟不上时代。文章的潜台词，其实代表着他对中国诗歌发展的理解，“现在诗界流派众多，创作风格多样，中国诗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初步形成。”目前仅经常在媒体上曝光的就有“朦胧诗群”、“他们诗群”、“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诗歌流派多如恒河之沙。

　　2002年《诗刊》改版，由月刊改为半月刊。最显著的效果就是扩大了《诗刊》的容量，从每月64页变成160页。“这样可以让更多样式的诗作得到发表，改善《诗刊》与青年诗界的关系。”

　　然而《诗刊》的发行量并没因改版而让编辑们“灿烂”起来。叶延滨无奈地承认，《诗刊》年发行几十万份的辉煌早已远去，今天已经不可能望其项背。

　　诗歌还是那盏最不易消失的泥灯吗

　　“我现在很少读诗，尤其是现代诗”，尹建莉说。而在她还很拮据的学生时代，价格不菲的《诗刊》无一册遗漏，“那时每个人的枕下都有一本诗集。”不过现在她已有好几年不看《诗刊》了，“太失望了，刊的诗大多不知所云，诗评更不知所云。”

　　2004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北京师范大学，于坚、伊沙率领着七八个诗人搞诗歌朗诵，包括伊沙的成名作《车过黄河》。据尹建莉回忆，空旷的教室稀疏地坐着100来人，中途不时有人离去。“台上的诗人不是大辫子就是光头，奇形怪状。”住在她对门的一个化学女博士，抱着希望而来，“但越听越恐怖，越听不懂就越没自信，最后只得退场。”

　　诗歌的今天，让她的爱好者无奈、失望，有诗歌爱好者在博客里写道，“触目所及的诗集都是熟悉的名字：徐志摩、席慕容、汪国真……诗歌一直停留在逝去的岁月里，诠释着‘时过境迁’”。

　　当诗歌遭遇网络，世人以为诗歌找到了救命稻草。然而，无论是在专业的诗歌论坛，如伊沙的“诗江湖”、韩东的“他们论坛”、“若缺论坛”、“不解论坛”，还是在综合社区，如“榕树下”、“吻雪”、“天涯”，诗歌的境遇都同样门前冷落、花果飘零。

　　今天的年轻人，有着“诗歌”以外的消遣方式，K歌、网游、NBA、足球、韩剧……“更何况，现代诗读起来让人一头雾水”，更多的青春族关注郭敬明的抄袭，却不会知道诗界的抄袭和诈骗。北大教授赵振江“还会有谁来译诗”的呼吁、席慕容“情诗永远写不完”的宣言，却在诗的国度连一丝涟漪都未能掀起。

　　“诗歌已不再是个公共事件”，任职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徐晋如博士这样说。

　　安琪感慨地说：“现在社会分散一个人精力的东西太多了。经济社会对物质、对钱的追求近乎疲于奔命，已经使人很难再把‘喜欢’放在一个安静的、需要阅读并思考的东西上了，不幸的是，诗歌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诗人们由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失落，到现在的习以为常，不能不说是诗人对社会现状的一种无奈的妥协。

　　如果说在徐敬亚号召诗界“举旗称派”的1986年，中国诗界还有共识的话，那就是诗歌写作的无门槛。在新启蒙中，诗歌得到了普及，于是我们看到了“1987年，诗歌从县城出发”的壮观一幕。但不幸如徐晋如所言，“普及也会是一种灾难”，自此诗歌急转直下、偃旗息鼓。“86诗展”既是诗歌的狂欢，也成了诗歌的垂死挣扎。

　　“目前的诗歌写作大多是‘歌词’式写作——如席慕容、汪国真的作品，很难称之为诗。”尽管徐晋如并不否认这类写作可以打动人，“但感动人的不是诗歌，而是‘诗’所展示的那种人们普遍具有的情怀。”

　　徐晋如解释说，诗歌的要义在于文化、学养。自郑敏、穆旦的学养化写作探索告一段落以来，中国诗界就没有人有此自觉了。“不讲学养的诗歌写作最终只能成为圈内人自慰的东西。”

　　20年后回首反思，今天无论诗歌是否繁荣如上世纪80年代、是否还是个公共事件，我们——作为大多数的普通人——离真正的诗歌却都还很远，“毕竟诗歌是高于很多东西的。”徐晋如说。

　　一位诗人曾写道，“诗歌是一盏泥灯，最古老却最不易消失……”

　　会真的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