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下午，记者在国家话剧院的小剧场见到来自上海的草台班子剧团正在进行形体训练，尽管只是一些简单的呼吸、发声以及肢体训练，然而他们一板一眼做得非常到位和认真。27日、28日两天，这个民间剧社组织应2006年中国大学生戏剧节的邀请来到北京参加演出，他们演出的剧目是《狂人故事》。

　　《狂人故事》以一位精神病患者病愈后重新回到社会为线索，揭示和讽刺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物欲迷狂和失衡，剧中很多内容取自报章报道的社会新闻和法制案件等。在形式上，草台班子非常侧重身体的表达，该剧以穿插论坛剧场的方式，让演出者在演出中超越表演，直接谈论参与这出戏的切身感受……

　　除了独特的表演形式以外，这出戏的演出人员的身份也不同寻常。

　　除了施学斐、李岩等人上大学的时候有过组建或者参加学校剧团的经历外，剧团中的很多成员在进入这个组织之前从没上过舞台。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庾凯告诉记者，他毕业后经历了从银行职员到杂志编辑等一系列工作的变化，现在他是一名美术馆策展人，他进入草台班子已经半年有余，加入剧社的目的只是在于娱乐、思考、发现和挑战。

　　“两个人没有工作，三个上班，还有一个暂时离职。”草台班子的负责人、《狂人故事》的导演赵川用最朴素的言语向我介绍剧组成员的构成。作为小有名气的作家，赵川自1995年起获得过包括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创作基金，2001年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等多种奖项，并出版有小说和散文集多部。但是从2002年介入戏剧演出和创作之后，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戏剧上。赵川说，他们在上海活动的场所是一个叫下河迷仓的旧仓库，《狂人故事》就是他们在那个高温的环境里挥汗如雨、不计报酬集体创作出来的。北京的演出是剧社的几位主要参与者第一次面对公众表演。

　　排戏不是为了生计，不但无法带来经济上的利益甚至还要倒贴，而且小范围的演出也不能使这些人迅速走红，草台班子的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面对记者的追问，赵川说：“我们是被当下的戏剧氛围逼出来的。”赵川解释说，目前在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的双重刺激下，只有两种戏剧在大行其道，一种是主流戏剧，另一种是商业戏剧。一些“小剧场”的演出已经蜕变成了商业噱头，不但丧失了批判气质，反而日趋庸俗化。“我所有的努力和尝试就是为戏剧寻找第三条路，我希望民众剧场能够回归到大众的手里，成为他们展现身体和表达意见的地方，成为民间社会和市井社会的表达通道，而不仅仅是被专业和商业两种戏剧形式所操纵的场所。”

　　有了这些出发点，赵川的草台班子剧社有了一个非常开放的形式，剧社成员流动性比较强，随时可以加入或者退出，最后有一些成了草台班子的核心成员。

　　尽管如此，草台班子还是为一小部分观众奉上了诸多“好戏”。2005年5月，草台班子创作的《38线游戏》作为韩国“2005光州亚洲广场戏剧节”首演剧目受邀演出，同年10月，由《38线游戏》延伸发展成的《台北38度线》，受邀参加2005台北艺术节之台北、上海、香港“三城戏剧共同体”的演出，2006年1月，他们与香港及台湾合作《黑洞？结局》的上海版演出。

　　据介绍，在排完《38线游戏》时，他们开始把自己的小团队叫草台班子。“草台班子”原指农闲时在婚丧嫁娶或节庆庙会上助兴的业余班子。剧社当初取这个名称是对自己草根形态的描述，也是对保持非职业和民间色彩的鞭策。

　　在谈及到韩国光州参加民众戏剧节时，赵川的感受特别深。他说，那不是一个巴黎或伦敦或纽约的大型戏剧节，而是一个更集中关注社会问题的民众戏剧场所。这个戏剧节很特别，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本身就都是演员、导演。一次他和接送他们的司机聊天，突然发现司机原来就是那个戏里的女主角！在台上时脸上的妆画得像戴了面具，所以平常认不出来。

　　而2006年的大戏节上，来自韩国的演出《一个人的韩剧》更是让人领悟到了民间剧社的真正魅力。整台戏剧由几个单人的表演组成，每人二三十分钟，没有台词，只有肢体语言。但现场观众都看得津津有味，常常是在寂静之后爆发出热烈掌声。

　　曾经邀请《一个人的韩剧》到上海演出过的赵川说：“韩国民众剧社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有过一段蓬勃的经历，他们的戏剧有强烈的社会意识，作品总是直接针对当代社会话题，并寻找更具草根性的表达方式。”

　　《一个人的韩剧》在大戏节上同样受到关注和追捧是赵川已然预想到的：“民间剧社的戏剧关注社会生活，他们的戏剧直接来自对生活的感受以及对社会议题的回应，这和走市场化路线的白领戏剧是完全不同的，民间剧场是非商业性、无盈利的，只是让普通人也可以站在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