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欠工资仍无着落
“在事情发生当天，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刑侦十一大队，把包括胡方雨父子在内的江苏籍6人、湖北籍3人都关了起来。3天后胡方雨被第一个放了出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胡方雨将其余8人全都保了出来。当时江苏籍农民工徐高明的颅骨也受了伤。湖北籍民工2人受伤，江苏籍民工3人受伤。在事发的第2天，公安鲁山道派出所让向光辉和另外一名湖北籍民工同乡杨银顺2人一共交了400元的损伤检验费，还开了票。 ”向光西拿着收款收据指给记者看。“可是，最后又不让做伤情检验了。向光辉住院时刑侦十一大队把他从医院拉到十一大队，说做口供。到了才知道是让他在‘不做伤残鉴定，不追究胡方雨等人刑事责任’的笔录上签字。还说只有这样，才给他做第二次手术治疗的费用。”向光西气愤地对记者说。
“我当时在场，我对警察说向光辉刚做完手术，脑子还不清醒，你们现在让他签字，以后出了事谁管？可是警察坚持让他签字，最后他没办法签了字。他出院前胡方雨拿着一份事先写好的《协议书》找他，答应给2万元赔偿。但是光二次手术的钱都得五六万，这次处于清醒状态的向光辉没有签字。胡方雨就对他说：在天津打官司你不是我的对手，三年五年拖都拖死你。说完扭头就走了。直到现在拖欠我们30多人的10多万元工资也一分没给。我陪着哥哥多次找到刑侦十一大队，要求追究那些人的刑事责任，要求鉴定伤情，但拖了8个月了，一直没有结果。人早就让他们放了。”向光西回忆着说。
“向光辉被打伤我正在广东打工，接到电话马上赶到天津。这是从他头里取出的骨头，一看就伤心。”向光辉妻子哽咽着拿出残损的颅骨，摊在纸上给记者看。那是一堆碎骨头，大约三四两左右，当时医院考虑到骨头会压迫脑部神经，就从脑袋上取出来了，向光辉脑袋上凹下去的正是这部分。
“出了院没有地方去，只能回来住工棚。胡方雨干完太阳城五号工地18、19号楼的主体就撤走了，也不管我们。中建二局四分公司的蒋中良让我们搬到他们的工棚住。我也不能打工了，整天得护理他。弟媳从老家出来打工了。现在一家6口，全靠弟弟、弟媳打工养活。二次手术也没有钱做。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向妻泣不成声。
“蒋中良是做什么的？”记者问。
“蒋中良是中建二局四分公司的老总。我们向胡方雨要钱，胡方雨吹口哨下令打人时，蒋中良就在现场。当时蒋中良要是制止根本就打不起来。哥哥住院时蒋中良去医院看了他一次，说他在医院拖着故意不出院。哥哥出院后有人给他们做过调解。蒋中良只同意赔12万元，也就是拖欠我们的工资，多一分也不给。哥哥二次手术就要花去一半。公安局现在也不管了，真不知道后面怎么办。”向光西对记者说。
记者随即拨通了中建二局四分公司蒋中良的电话，但蒋中良没有接记者的电话。记者采访了中建二局四分公司派驻太阳城五号工地吴书记。吴书记对记者说：“当时是两个工程队的人打架，具体情况不清楚。胡方雨现在已经不在工地了。受伤者应当找胡方雨处理问题。”
记者于是电话约见包工头胡方雨。胡方雨告诉记者：“我又没有打人，跟我没有关系。现在公安部门正在处理。”当记者提出想当面采访胡时，胡告诉记者自己正忙，让记者第二天联系他见面。当第二天记者按照胡的说法联系时，手机关机，小灵通也不在服务区。
为了弄清楚当时打人的具体情况和案件进展，记者来到负责侦破此案的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刑侦十一大队采访。负责此案的李俊勇在查验了记者的证件并向领导汇报后，对记者称：“案件正在处理过程中，按照公安机关规定，侦查阶段不能向记者介绍案情，除非有上级的批准。”
祸根在层层发包
几经辗转，记者找到了当时向光辉遭遇殴打的地方，顺驰太阳城五号工地。事情过去了长达8个月之久，当地民工是否还记得当日发生的情况呢？记者在工棚里找到了几位民工，但是大多数民工对记者提到的向光辉和殴打事件表示并不知情，只有一位说知道工地上有过打架斗殴的事情，至于其他的详细情况，他表示自己也不清楚，只是后来听别人说的。
就在记者准备走出工地时，一位正在顺驰太阳城工地施工的山东籍农民工郝某无意中对记者道出了工资拖欠的根本原因。
“问题都在垫资上！房地产开发商将工程包给有资质的总承包商，总承包商自己不干，一级级转包给肯垫资的二级、三级承包商。最后把工程像分地一样分包给肯垫资的包工头。包工头转而找来农民工干活。自下而上的垫资，自上而下的付款。只要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民工就可能拿不到工钱。那时不仅拿不到工钱，还要赔上饭钱。算上顺驰太阳城，我们已经是干第三个了，到现在早就干完的顺驰天津河西半岛豪庭和宁河县工程都还欠我们工钱呢。”山东籍农民工郝某告诉记者。
“不给工钱，你们可以找政府主管部门，还可以找当地的劳动部门，实在不行可以到法院起诉！”记者说。
“唉，我们垫不起资，大的承包商也不会直接雇我们，雇我们的都是包工头。工钱早被层层剥皮了。包工头不跟我们签合同，有活干就不错了。包工头垫得起资，我们的工钱还有保证。包工头垫不起资，就会被他的上家炒掉。包工头拿不到上家的钱，就没有钱给农民工。找到政府部门，他们说：既然你们知道包工头没钱还跟他们干，我们也没办法。于是让我们去法院。我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没有合同，不懂法律，包工头再跑了，您说我们怎么办？农民工太苦了，没人帮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农民工人少时，只能自认倒霉;人多时，集体围住包工头不让他走，实在无奈就打110报警。没有背景的承包商怕出事当时就会把欠我们的工钱结了。遇到有背景的开发商和承包商，别说拦包工头，就是打110也没用。”郝某无奈地说。
漫漫维权路
简陋而炎热的工棚，两张简单的架子床，而向光辉和他的妻子却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这里待多久。
出事后的日子里，妻子辞掉了在广东的工作过来照顾他，拿来的钱早就花光了，夫妻2人每天的菜主要就是土豆，而买这些菜的钱，也是弟弟给他们的。
向光辉告诉记者，他也想到过离开，但是如果离开后，这件事情就可能没个说法。因此他只能先在这里栖身，希望有关部门能出面解决这件事情，让他早日回到家乡。
“我很想回家，见见自己的父母和儿子，但是现在这个样子，哪里有脸回家，儿子见了我的样子还敢认我吗？”想到自己的尴尬处境，一向乐观的向光辉突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哭出声来。
看着摊在纸上大小不一的残缺颅骨和业已入住或正在施工的顺驰太阳城商品房，记者迷惑了，难道都市化的建设进程中非要见民工的血泪？到底谁应当对向光辉的伤残负责任？
向光辉告诉记者：“安兆联盟已经联合安谛律师事务所派律师免费给我们提供民事赔偿法律援助。如果事情还是没有进展，我也许会选择诉讼。”
就在离开时，记者表示想摸一下向光辉的头，他微笑着答应了，手指触到头皮感觉空而软。向光辉告诉记者，没了骨头就那样了，一到阴天头就疼。现在每次出去他都戴个帽子，否则路人就会投来异样的目光，甚至有小孩围追观看。
截至发稿时，安谛律师事务所对向光辉的法律援助尚在进行中，事件进展如何，本刊将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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