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忏悔，剔除历史的虚假

　　■羽戈

　　无论是君特·格拉斯还是Steidl出版社都应该料到，格拉斯回忆录《剥洋葱》的出版，将会使年迈的作家卷入一场声势浩大的纷争，他们无法预测的只是这场风波到底有多么汹涌。果不其然，2006年8月《剥洋葱》上市前夕，定时炸弹准时引爆，人们狠狠盯住格拉斯的道德伤疤：他曾经在17岁那年参加德国纳粹的武装党卫军。

　　压倒性批判与痛打落水狗

　　不必追问这一军队属于什么性质，不必追问格拉斯在成为党卫军成员之后是否干过坏事情，他加入，并且将罪证隐瞒了60余年———这便足以使以下的批评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主席莎洛特·克诺普洛赫说：“他对自己党卫军历史的沉默使他从前的言论变得荒谬不堪。”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施多策尔说：“这一坦白再次证明了文学泰斗格拉斯是位天才的职业传媒大师。”———翻开德国近日的报纸杂志，相信此类言论还会如过江之鲫一样踊跃浮出浩瀚的水面。

　　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尽报道的《南方周末》（2006年8月31日）曾使用一个形容词来描绘德国的舆论现状，叫“压倒性的批判”。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经典词组“痛打落水狗”。据记者的介绍与我在德国文学方面的阅读经验，格拉斯之所以遭遇如此猛烈的批判火力，多半因为他毕生坚守的政治与道德姿态：高调、苛刻、左翼式的激进。他树敌太多。

　　报道以1985年德国总理科尔陪同美国总统里根参观比特堡的德国士兵公墓（该墓地埋葬着49具武装党卫军）为例，当时此举招致国际性的批评，格拉斯正是其中一个比较激烈的批评者。《剥洋葱》的风波爆发以后，便有德国媒体嘲讽道，格拉斯本人也许就是墓地中的第50个党卫军。亦如德国文化部长贝尔恩德·诺伊曼所言，格拉斯一向将自己视为道德法庭，这下是咎由自取。

　　剥开历史辛辣的内核

　　相应的辩护之辞自然为数不少，但我不打算在此一一引述。因为在我看来，对这些辩护，格拉斯可能会心存感激，可这决不是他所汲汲以求的。从1944年到2006年，他沉默了60余年，最终甘愿坦诚相告———如果他继续沉默下去，将这段恶的历史带进坟墓，又将如何呢？

　　如《法兰克福汇报》的提问：“您本来不必写的，没人能强迫您写。”格拉斯回答：“我这么做，是我自个儿的强迫。”再如他的表白：“这种羞耻感使我背负了沉重的负担，让我非常沮丧。这么多年的沉默促使我写作这本自传，这段经历必须被公开。”他以剥洋葱的譬喻将自己一层接一层解剖，最终剥开历史的真相，辛辣的内核令人们诧异，睁不开眼睛甚至还掉下眼泪。但人们终究得选择直面。

　　忏悔并非认罪

　　类似的事件，国人不应该感到陌生。文革之后，有多少人主动忏悔，哪怕他们只是因胁迫而作恶，哪怕他们只是无辜的旁观者，目睹累积的恶行而梦魇不断；还有多少人，等到罪证被历史侦探发掘于光天化日之下，才幡然醒悟，低下充满愧意的头颅；还有一些，却装出宁死不屈的模样，不愿在那一份精神答卷的角落签上自己罪恶的名字。

　　我们还为此展开大规模的争论，有人喊道，某某，你为什么不忏悔？我以为，忏悔的一个必备要素就是个体的自觉，如果因为外力的强迫而忏悔，那不叫忏悔，而是认罪。法律之罪需要司法权威来判定，自然之罪，或者说人性之罪，自己才是自己的法官。“为什么不忏悔”所生产的忏悔话语，最终必然导致一种社会性的狂欢：忏悔丧失其真诚反思的实质，仅仅沦为趋于精神认同的苍白形式，就像人们在某个节日不由自主地高喊嘹亮的口号。“我忏悔、我认罪”与“某某万岁”一样，只能充当人性之洋葱最外层的保护膜，而且一触即破。

　　不求宽恕只为真相

　　现在，格拉斯开始了剥洋葱的工程。他将虚假的成分一丝丝剔除，犹如一块块割去自己身上的腐肉，直到真相完全袒露，失踪的事物完全复活过来。他说他很后悔，没能早点坦白，他一直缺乏那种勇气。但是，在生命的垂暮之年，在没有任何外力的催逼之下，他敞开了自己的心扉。这为他引发尖锐的批评与攻击，但我相信，这不会辱没他的人格之光芒，更不会辱没他在世界文学史与精神史上的崇高地位。

　　南非大主教迪斯蒙·图图的名言是：“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有人认为，格拉斯“是想借此索取他自己恰恰拒绝给予别人的宽恕。”我得承认，格拉斯的忏悔是为了求得世人的宽恕，但决不仅仅如此，他首要的目的，是还历史以真相。当他由沉默而言说，历史已经宽恕了他。因为，“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若要成立，还有一个无法抹去的前提：没有真相就没有宽恕。如果某些作恶者连真相都不予呈现，我还是信守鲁迅的话：“我一个都不宽恕。”

(责任编辑：韩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