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

　　周士君（河南 公务员）

　　日前，在广州荔湾区金宇花园又上演了一幕示众闹剧，3名行窃被抓的盗窃嫌疑人，身边放着“入屋盗窃嫌疑人”纸牌，被勒令蹲下示众达6个小时，之后才移送到警察手中。面对如此违法示众，业主竟大呼“解恨”。（9月4日《信息时报》）

　　直到今天，活跃在国人潜意识中的示众情结依旧浓稠难解，无论是对那些忤逆贼子之辈，还是鸡鸣狗盗之徒，抑或是奸夫淫妇之人，人们除了自行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怒骂之，毒揍之，便是捆绑之，示众之。在法治不健全的荒诞年月，这种行为流行或情有可原，可如今有可供操作的法律法条在，此番违法示众的恶习，为何依旧屡犯难改呢？

　　从法理角度审视，无论公权还是私权主导的示众行为，都是一种“暴力文化”展示，更乃一种违法行为。因为勒令嫌疑人示众，实际上是一种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不法举措。即便是对已被宣判的罪犯，《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执行死刑应当公布，不应示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346条规定：“执行死刑应当公布，禁止游街示众或者其他有辱被执行人人格的行为。”这就是说，即便是拥有执法资格的公权力，即便是对业已宣判的罪犯，示众行为仍意味着违法，更何况是没有执法权的业主，更何况被示众的是盗窃嫌疑人呢？所以，广州荔湾区金宇花园的业主a们让疑犯示众，其心情不难理解，但其行为却有悖法治精神，属一种“以暴易暴”的违法行为。

　　近年来，违法示众的闹剧之所以屡屡上演，除示众情结作为“暴力文化”的元素对国人影响良久外，关键是一些执法机关在违法示众上起到了恶性示范作用。比如屡禁不止的由公权主导的“公开宣判大会”，便是一种典型的违法示众行为。可在1988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就曾下发过《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通知“不但对死刑罪犯不准游街示众，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人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如再出现这类现象，必须坚决纠正并要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可自禁令发出直到今天，已近二十年过去，又有几个主导违法示众者被追究了责任？非但没有受到责任追究，许多违法示众行为还在“解恨”的浓稠情绪中赢得了片片掌声呢！

　　“以暴易暴”一直是国人平息犯罪的惯用手段，而其对暴力变本加厉的实施和漫无边际的张扬，只能让我们距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目标越发地渐行渐远。因为通过暴力永远无法实现人间真正的正义，相反，还极易令我们陷入到一个由暴力主导的法治陷阱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