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发生的一些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往往难以获得足额的损害赔偿。如今年上半年，北京市二中院一审判处在王府井驾车连撞9人致3死6伤的被告人艾某死刑，并判决赔偿7名原告103万元。后因被告人无力支付赔偿，被害人家属希望能获得国家赔偿，但被法官告知被告人罪责自负，国家不会为其犯罪行为承担赔偿责任。2名死者的家属最后提出将艾某的器官拍卖以获取赔偿金，并希望法院能满足自己的要求。

　　从我国现在的法律来看，该案的被害人家属获得103万元赔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对于失去亲人尤其是失去家中主劳力的被害人家属而言，无疑是十分遗憾的，甚至可以说构成了“第二次伤害”。笔者以为，这一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例正是我国考虑确立“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的一个契机。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多发的转型时期，由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暴力犯罪也处于多发态势，且暴力犯罪人以无经济补偿能力的居多，很多被害人无法从犯罪人那里得到实际的人身损害补偿，在人身损害赔偿方面，司法判决成为“一纸空文”，最终导致被害人家属和一般社会公众对于司法信任度的降低，甚至因此引发新的违法犯罪。而在法律上确立被害人补偿制度以弥补这一缺憾，正是现代法治国家立法的一个共同趋势。“二战”之后，英国的刑罚改革运动家Ｍ·弗莱即提倡建立这一制度。新西兰在1963年、英国在1964年先后设立了这项制度，不久又迅速波及到英语圈的其他国家，到20世纪70年代，又为瑞典、前西德、荷兰、法国等采用，日本则是以1974年的“街头魔鬼”事件（过激派爆炸三菱重工大楼，造成8人死亡，380人负伤）为契机，于1980年制定《犯罪被害人等补偿给付法》，确立被害人补偿制度。

　　所谓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又称犯罪被害人救济制度，是指为了补偿犯罪被害人，以公共基金的方式向被害人家属支付金钱的制度。被害人补偿制度在刑事政策上的意义在于，通过公共基金给予被害人家属一定的补偿，缓和被害人家属的报应情绪，以防止被害人向加害人转变，对社会造成新的伤害，同时维持被害人家属及一般社会公众对于司法的信任，弥补犯罪对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破坏，这也是我国目前正在提倡和实践的“恢复性司法”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我国被害人补偿制度的设计上，可以参照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首先，规定此项制度适用于因暴力犯罪受到人身伤害（仅限于重伤及死亡）的情况；另外，因精神病、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紧急避险而不构成犯罪但造成上述结果的也可适用；当然，对于被害人具有过错尤其是过错在先的，应当排除适用；第三，补偿金额纳入国家财政预算，按司法判决赔偿额的一定比例给付。制度设立之初，数额可以小一点，可以是象征性的补偿，至少足以表明国家对于被害人权益保护的重视。

　　（作者单位：江苏省吴江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