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生

　　安徽省一家外科医院和医生签订的一份“秘密协议书”日前被媒体曝光。依据协议，医院除支付医生工资、奖金外，还给予其“业务提成”：包括住院手术费10%、西药特药2%、中药3%，如此等等。医院称这样做是为了“调动医院员工的积极性，鼓励员工多劳多得、上不封顶”。

　　既然称为“秘密协议”，就说明协议内容是不想示人的；而之所以敢于和医生形成白纸黑字的文字契约，又说明了医院并不那么害怕泄密，至少不怕被当地卫生管理部门知道，这也暗示了“秘密协议”其实已成了一种潜规则。现在事情出了，人们都不难想象当地卫生管理部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可人们也会怀疑，这种查处能否真正伤筋动骨？

　　医院与医生间签下这样的秘密协议，不仅为看病难、看病贵提供了新的注脚，而且又不能不把人的视野引向医改成功与否的深层话题上。

　　很显然，医疗卫生领域过度的市场化或泛市场化，必然导致医方的价值观发生变异——不以病人的康复为本，而是以医生、医院是否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本。作为一种生存底限的必然消费，医疗资源如果只由市场来分配，不但不能使不平等得到缓解，而是会更加严重。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单纯强调引入公共机制，不仅公共财政压力巨大，还有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缺乏活力、资源浪费等弊端。解决好这一对矛盾，就需要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引入市场机制。但是我国近年来推行的医改，恰恰是在“前提缺失”的情况下，简单、机械地把市场机制引入了医疗领域。

　　那么，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该体现在哪里呢？第一，投入要到位。以往财政为了节省投入，“不给钱，给政策”现象比比皆是。所谓的“给政策”，说白了就是允许乱收费。而且这种乱收费的经济意义又相当可观——既增加了医药、医疗器械产业的销售额，财政部门又省了投入……可惟独患者的腰包被掏空了，多少小病养成了大病，多少大病被夺去了生命；第二，监管要到位。从医患之间信息对称的角度，政府应该在培育医疗咨询、医疗法律等专业服务机构上有所建树；第三，职能要到位。当务之急，是从体制意义上解决医疗管理部门与医院“关起门来是一家”、无法超脱监管的问题。

　　只有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引入市场机制，才能从制度上确保上述“秘密协议”不再滋生。还有多少“秘密协议”没有曝光？曝光之后又能怎样？这不该是个永远无解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