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华商走天下
华商网络是指海外华商将中华文化与商业活动相结合,通过贸易、投资、血缘、地缘、宗教等方面的联系所建立起的一种经营关系网络。海外华人的各种经贸活动多是在华商网络内部或是通过华商网络进行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海外华商网络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日益密切。我国中小企业如能借助华商网络的桥梁作用,便可通过海外华商的力量加速进入国际市场、开展跨国经营,在更广阔的海外空间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小型跨国公司。
初识华商网络
华商网络的形成与我国海外移民活动息息相关,正是我国海外移民组成了不断发展、演变的华商网络。据统计,至上世纪末,海外华人华侨达到了3000多万,其中,亚洲有2600多万,集中在东南亚约2500万;美洲约有350万,主要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欧洲约有100万,主要集中在西欧;大洋洲约有40-50万,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另外,非洲也约有10-20万。
这些华人华侨到达海外后,接触的环境不确定性更大,总有一种不安全感,因而他们一方面凭着冒险创新、自强自立的精神,发扬拼搏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运用多谋善变的策略,将中华文化与商业价值完美结合,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成功。据有关资料报道,20世纪90年代以前海外华人华侨的年收入已达100亿美元,到20世纪末海外华人的资产总额已超3000亿美元。另一方面他们总要以血缘、地缘、业缘、物缘、神缘等为纽带建立宗亲会、会馆或同乡会、同业公会、华商总会等华人华侨社团,随着华人经济的发展,这些社团相互联结逐渐形成了网络。据统计,世界上华人血缘、地缘、业缘网络有9500多个,遍布世界五大洲。
华商网络是海外华商将中华文化与经济活动相结合,在不确定性较大的海外形成的。特殊的环境和背景造就了华商网络的独有特色,最明显的是它分布广泛,遍布于世界各地,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商网络。除此之外,海外华商网络还有一些其他重要特点:
1、华商网络实质上是海外华人华侨的人际关系网。海外华商深受儒家伦理中心主义影响,儒家重视父子、君臣、夫妻、长幼、朋友等伦理关系,海外华商保留了这种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框架,以家庭为中心,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亲而疏,逐渐扩展,组成了各个血缘、地缘、业缘、物缘、神缘网络。基于这“五缘”关系,华商网络从宗亲会到同乡会、到同业公会,再到中华总商会,网络一层层扩大。
2、华商网络由海外华商通过业务、资金、人事等方面的联系交织而成。海外华商之间的经济联系多种多样。据哈佛大学的高健教授统计,华商企业国内业务的52%、国际业务的39%是在相互之间进行的。海外华商的对外投资,也往往先与东道国华商资本结合,或联合其他华商共同投资于某一东道国市场。
3、华商网络的形成和扩展渗透着海外华商对信用的珍视。海外华商在创业时,鉴于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除了亲友和同乡外,往往不大与人交往,不得已与外人交往时,往往看重双方的信用。一旦双方通过交往取得了相互信任,华商就会珍视信用如生命,华商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信用一失,买卖无门”。
4、华商网络日益向着有全球化、多样化、信息化方向发展。随着海外华商经济实力的增强,海外华商的经营范围已不限于“三把刀”(菜刀、剪刀、理发刀),在工业制造、餐饮娱乐、房地产、金融、高新技术等几乎所有可能介入的行业均有涉足;随着海外华商进行跨国经营和多角化经营,世界各地各行业的华商呈现全球联合的趋势,随之华商网络也向全球化方向发展。有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就有世界性血缘、地缘、业缘性华人组织70多个。随着大量新华人移民的出现,他们大多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华人社团中也出现了各种专业性、联谊性等不同于传统华人社团的多种新型社团,这些社团影响不断扩大,使海外华商网络联结方式趋向多样化。
为了方便世界各地华商之间的交流,海外华商非常注重现代通讯和信息手段的运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早在1995年12月就正式推出了以中文繁简体和英文为媒介的"国际华商电脑网络",通过这个网络把成千上万的华商资料有系统地传达给数以万计的用户,可以在瞬间把世界各地的华商联系起来。该网络在1996年与世界各地16个商业团体签署了合作协议,大大加强了各国华商间物流、信息流、人流和资金流的流速和流量。
如此蓬勃发展的华商网络是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拓展国际市场的宝贵的外部资源,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趋势日益增强和我国已加入WTO的情况下,对我国迫切需要开展跨国经营的中小企业来说更是意义重大。
跨国经营 华商为“桥”
1、台湾中小企业融入华商网络进行跨国经营的成功及启示
我国台湾地区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其跨国经营活动自1986年以来一直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的重要力量,而各类中小企业的跨国经营在其中占了约70%的比重。台湾中小企业的跨国经营并不是因为具有某种特有优势,主动参与国际分工以获取比较利益,而是因为迫于岛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纷纷向外转移资金和技术设备等以调整产品成本结构。台湾中小企业受资金、技术、管理等战略性资源缺乏的限制,无法像欧美大型跨国公司一样在全球范围内调配资源,也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联系紧密的生产体系;台湾中小企业相互之间联系结构松散,进行跨国经营时一般独立行动,无法像日本企业那样协同渗入国外市场或在国外建立与国内类似的生产体系。台湾中小企业进行跨国经营,并不是采取先设立行销据点,等时机成熟再设立生产据点的渐进模式,而是大多采取直接设立生产据点的跳跃式投资这种风险较大的模式。
按照传统理论和经验,台湾中小企业的这种跨国经营实践是很难成功的,但事实上台湾中小企业取得了很大成功,原因是台湾中小企业注重融入华商网络进行跨国经营。台湾中小企业的投资区域往往选在语言文化相同、经济技术水平稍逊的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使得它们一方面能减少交易成本、市场调研成本;另一方面容易建立关系网络,从而接近和利用当地资源,并弥补自身内部战略资源的不足。这种做法启示我国中小企业在跨国经营实践中,也应该通过华商网络开发海外华人华侨市场,经销民族产品;利用海外华商的人际关系网,获取更多商业信息,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进入目标市场;借助海外华商的资金、业务等联系,扩展融资和销售渠道;利用海外华商的信用联系,增强抗风险能力;随着华商网络全球化、多样化、信息化的发展,我们的中小企业可以捕捉到更多的商业机会和获取技术、人才、资源等要素的机会。
2、我国中小企业与华商网络的联结纽带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华商网络对我国中小企业经济价值巨大。而华商网络能够成为我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桥梁,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多种联结纽带:
文化上的同质性。华商网络深深体现着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我国企业产生于中华文化的发源地,我国企业文化和华商文化可以说是同质的。尽管华商在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发扬过程中,可能融合了所在国原住民文化和西方文化,使传统的中华文化有了稍微变异,但中华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如"五缘文化"、"勤俭节约"、"以人为中心"、"协调人际关系"等,还是存在的。这就极大地方便了我国企业和海外华商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紧密的血缘与地缘关系。海外华商祖籍地大都在我国大陆,特别是福建、浙江、广东一带。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华人华侨的国际性同宗、同乡联谊大会纷纷到我国本土举行,一方面说明了海外华人华侨对故乡、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对我国投资环境和经济前景看好。这为我国企业接触海外华人社团,联结海外华商网络提供了机会。
广泛的经济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商开始对我国大陆进行投资,而且投资金额、行业、区域不断扩大。通过对我国大陆投资,海外华商与我国企业,包括广大中小企业开展了广泛的业务合作,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关系,这些华商可以为我国企业联结华商网络牵针引线。
香港的中介作用。香港地处亚太地区中心地带,北靠我国内地,南向东南亚地区,占尽了地利;港商与东南亚华商关系密切,香港与原东盟五国间就有联号内部划账调拨资金、收付货物的传统;再加上香港局势稳定,经营环境良好,经济政策自由,海外华商纷纷投资于香港的基础设施、房地产,在香港设立子公司或据点,把香港作为对外投资的"桥头堡"。我国企业完全可以利用香港的这种特殊地位,开展与海外华商的合作。
3、我国中小企业以华商网络为“桥”的方式
我国中小企业可以结合自身优势,采取适当方式联结华商网络,借助华商网络的桥梁作用开展跨国经营,积极“走出去”。
建立合资或合作企业。我国中小企业可以以提供资金、技术、实物等多种出资方式,与东道国华商建立合资和合作企业,这样做,既可以享受到东道国对外资企业的优惠待遇,又能通过合作伙伴直接融入当地商业网络,甚至与世界华商网络取得联系。
构建企业联盟。我国中小企业可以与海外华商建立横向联盟,在某种产品的生产方面互通有无,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达到共同进步;也可以建立纵向联盟,保证供应链和销售链的稳定,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还可以建立经营联盟,达成默契,避免不正当竞争,共同赢利。
开展集群式投资。如果经调研发现国外某一市场潜力巨大,我国中小企业可以联合其他华商共同投资于这一市场,利用当地相关机构,在当地形成业务上有紧密联系的企业群,从而共享基础设施、拉近空间距离和增强合作博弈,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并增强战略要素的可获得性;企业之间通过人才流动、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还可以增强相互间的良性竞争合作。
确立外包关系。我国中小企业可以发挥技术优势,在某一产品的生产环节上,生产样品或最关键的部分,把剩下的大量生产业务或销售业务交给其他专业华商去完成,这样做,可以发挥中小企业经营灵活、反应灵敏的优势和比较技术优势,且有利于我国中小企业建立和不断提升核心能力,还能与合作伙伴共同分担风险。当然,我国中小企业也可以参与华商企业的外包业务,发挥自己某一经营环节的优势和专业化优势。
主要参考文献:
[1]王延中:《WTO与中小企业发展战略》,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0。
[2]陆道生、王慧敏:《中小企业的创新与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蔡德奇、江永良:海外华人地域分布变化特征及原因,《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4]郭梁:关于华侨华人经济研究的几个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