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的发展日新月异，在发展中正面临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在城市改变的同时，我们需要留下什么？

　　“回不去了”与“留下来”

　　当人类经历了一个个特定而鲜活的历史变迁、苦难、颠覆、重构的过程之后，那种立即想留住“故事”的心理尤为急迫。当今中国城市规划与建筑领域一浪高过一浪的学术呼唤：留住城市的记忆。

　　长沙，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惊诧间，人们发现已经“回不去了”。我们只能从小段留存的天心阁城墙遥想城廓当年，从岳麓山脚下的爱晚亭和岳麓书院远眺湖湘文化源流。

　　我以为，“留住城市的记忆”不能仅以“古”来评定。我们不但要有秦汉的记忆、唐宋的记忆、明清的记忆，我们还应该有上个世纪民国的记忆、共和国的记忆。我以为，“留住城市的记忆”将以人类情感关联的强弱程度来对待、来辨别、来认识。

　　保留最具情感关联的记忆

　　上个世纪的长沙，是与生于上个世纪的长沙人最具情感关联的100年。他们的活力与体力奉献给了谁？是长沙众多的工厂与车间、机关与学校……他们的青春与情感与谁发生最直接关联？是长沙数不清的小街小巷，是当年的五一广场、劳动广场，是湘江剧院，是杨裕兴、德茂隆……

　　上个世纪的长沙该把什么留下？最直接方式当然就是留住那些有保留价值的城市街道、广场、建筑、构筑物。清末民初的长沙、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长沙，就是诸如黄兴路、蔡锷路、太平街、坡子街两厢的老店铺、老字号，就是散布在城中那些半中半西、半古典半现代的办公楼、公馆、教堂，它们应该是保护与恢复的最好对象。中山亭的整旧如旧并向公众开放，湖南大学把毁于战火的图书馆留下的几根石柱都艺术地加以利用，这些努力是值得推介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沙靠什么来承载记忆？无数废弃的厂房和烟囱、老火车站（南站、北站）、老码头，就是那个年代记忆的最好注释。“人民公社大食堂”连锁店以美食的名义、以有趣的民俗方式留住长沙记忆是值得分析的案例。

　　长沙应成为有故事的城市

　　鉴别城市记忆载体的价值，我们要关注载体的政治生活张力（如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故居或政治事件的发生地），我们更应该关注载体在民俗生活、商业生活、休闲生活、生态生活中的张力。这样一来，留什么，不留什么，就不是一道难题。

　　我们可以用一片瓦、一处古井、一栋老宅、一个广场留作记忆载体，也可以用一组有着小街窄巷格局的街区、一群不同时期建成、风格各异的建筑留作记忆载体。我们要小心长沙所有的路变宽、房变高而让城市记忆荡然无存，众多有魅力城市如巴黎、温哥华、哥本哈根不是因为她们的道路宽、房子高而扬名天下。

　　我们还可以用一棵树、一座山、一个公园来作记忆载体。对待自然山水环境，采取不作为或少作为就是留住记忆的最有远见、最高尚的姿态，长沙人对待留住橘子洲的记忆似乎有足够的主见：少动土、多栽树。

　　我们还可以用大量的博物馆来作记忆载体，这些博物馆散布在城市中的每一个角落，可以是政府投资的上万平方米的新厦，也可以是民间自发修建的，面积不过百来平方米的老宅。

　　我们不仅要用物来作载体，我们还要用人来作载体：贾谊应该记忆、黄兴应该记忆，田汉应该记忆、李达应该记忆、李谷一应该记忆、大兵应该记忆……

　　基如此，长沙十一五规划应该全方位探索并拓展留存城市记忆的方法和内容。她应该强调历史的价值、崇尚全民保护的意义；她不盲从、更不教条、但善于借鉴并吸收；她拥有开拓的精神、张扬个性的热情和永不停歇的创新能力。

　　我以为，逝去的50年、100年的长沙城市故事，比200年、500年乃至1000年前的长沙故事更直接与长沙人的情感相通。留住上个世纪的长沙记忆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伟大事业，长沙应该成为一个真正有故事的城市、一个拥有丰厚记忆的城市、一个对得起未来长沙人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