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新华视点”记者吴晶、周雷、孙晓胜）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从小就被认定是“神童”，但他却认为，美国大学“小而精”的实验室、“一对一”的教学模式，成就了今天的他。

　　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曾在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学习。他1946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物理学大师费米教授。1957年与杨振宁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时费米教授每周至少会抽出半天时间和我面对面讨论物理问题，我们从天体聊到粒子、核子、分子、原子……这种教学模式使我终身受益。”在京出席“2006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的李政道这样感怀自己的恩师。

　　“基础科学研究需要优秀的人才，而培养人才要有好的老师。”李政道一一列举了20世纪上半叶为物理学做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指出他们大都有相当好的老师，而且大部分接受一对一的教学指导。

　　“教育分两种。”他说，“一种是普及教育，这很需要，也很重要。另外一种是精英教育，老师带的学生一定不能太多。”

　　李政道说，芝加哥大学推行的“一对一”教学模式使该校日后涌现出大量顶尖人才。自1946年至1956年，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只有费米教授一人获得诺贝尔奖。此后10年间，在该校工作或学习过的师生后来摘取诺贝尔物理奖的有20位。

　　他指出，良好的研究机制对造就获取顶尖的科学成果也很重要。在物理学领域，很多影响人类认知发展的重要成果都出自“小而精”的研究中心，科学家本人既做研究也做领导。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世界量子力学的理论就诞生在丹麦哥本哈根、德国格廷根和英国剑桥的三个“小而精”的实验室里。

　　“费米教授的实验室也是小而精，这就确保成员人尽其职，工作衔接有力。”李政道说。1942年，费米成功地在芝加哥大学的橄榄球场地下室内建立了地球上第一个核反应堆。

　　诺贝尔奖大多会发给那些对基础科学研究有突出贡献的人。“哪个国家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哪个国家就有主动权，就能自主创新。”李政道说，“我注意到中国正在做出这种努力。”

　　李政道虽然身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意大利科学院院士以及中国十几所大学的名誉教授，但他还是非常关心中国的基础科学发展。他创办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等多个学术组织，建议设立博士后制度和完善自然科学基金制度，创办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为促进中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面对台下众多青年学者，李政道“如数家珍”地告诉他们：爱因斯坦25岁提出狭义相对论，玻尔27岁建立量子论，费米教授25岁提出量子统计学……

　　“基础科学研究特别要注重年轻人，应在他们最富有创造力的时候进行重点培养。”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