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新

　　程永新：1958年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83年进入《收获》杂志社，现任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集《到处都在下雪》、散文集《八三年出发》。

　　我1983年正式分配到了《收获》杂志。当时，巴金老人基本不过问杂志社的具体工作。一些人把稿子寄给他，他就把稿子转到杂志社。但是，遇到一些大事时，我们会征求他的意见。好或者不好，对或者不对，他都会表态。比如他始终不愿意《收获》做广告。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老巴金辞掉了很多虚职，像《上海文学》的主编，但始终还是挂名当《收获》的主编，这也说明了他很看重《收获》，这本杂志是他和另一位文学前辈创办的。当然，这与李小林在主持《收获》工作也有关系。

　　张贤亮小说惊动巴金

　　上世纪80年代，张贤亮写了一部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和李小林等人一起去北京组稿，大家看了这个小说以后都觉得不错，认为张贤亮写出了人性，有一些真实的体验在里面。之后，我们把它作为一部重要作品，由李小林编发了。北京的一些女作家对此很有意见，说张贤亮的作品体现大男子主义。因为小说里面有一些性描写，主人公章永嶙在与一个女人同甘共苦的生活中恢复了性功能，这种描写在西方文学中很常见，现在回头看也不算什么。但是，当时的文坛对此还是很难接受。老作家冰心也对此提了一些意见，打电话对巴金说，你要管管《收获》了。

　　一开始别人说的时候，巴金没太在意，他还是比较相信我们的判断。但是，冰心给他打电话说这件事，他开始重视起来。他和冰心以姐弟相称。步入高龄的巴金看完小说之后对我们说，小说没有什么问题。

　　余华在《收获》成名

　　余华早期比较重要的作品都是在《收获》杂志发表的。之前，余华在别的杂志发表过一两个短篇小说，如《十八岁出门远行》等，文学界反映比较好。1987年初，评论家李陀，当时在《北京文学》，向我们推荐了余华的两个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和《四月三日事件》，这时，余华还没有发表过中篇小说。李陀把这两部作品推荐给我们的原因是《一九八六》有五万多字，《四月三日事件》有三四万字，《北京文学》都容纳不下。1987年第五期《收获》是青年作家专号，由我负责主持，我选发了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接着的一期，我们又发表了《一九八六》。一个青年作家，之前没有发表过中篇小说，却在《收获》连续两期发表作品，这在《收获》杂志还是没有过的。按照圈内人的说法，“在《收获》发表三个中篇就变成一个作家了”，所以余华的起点非常高。从这两部小说，能够看到作者巨大的写作潜力和他在作品背后所吸收的养料。之后，我们又发表了余华的《世事如烟》《活着》《许三官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及《兄弟》上部等。《收获》与余华冥冥中好像有一种缘分，余华的写作才华因此得到了认可。所以，他与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

　　余华每次到上海来，我们都要见面。大家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谈文学。上世纪80年代的氛围也比较好，他来上海一般住在华东师范大学，因为作家格非、写诗的宋琳、搞评论的吴洪森都在这里。马原也经常去那边。那时，大家的关系比较单纯，所以很值得回味。当时，《活着》的小说已经发表，张艺谋的同名电影也已经拍完了，这部小说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这时的余华在嘉兴文化馆工作，我和格非、马原一行人一起到嘉兴去看他。当时正是吃螃蟹的时候，余华买了一脸盆螃蟹，自己下厨，大家一起喝啤酒，吃螃蟹，把嘴唇都吃破了。

　　《文化苦旅》从《收获》开始

　　余秋雨以前写的都是理论著作，比如《戏剧艺术创造工程》等等，他与李小林是同学。上世纪90年代初，他拿给李小林两篇很短的散文，李小林又把稿子给了我。李小林还帮余秋雨策划，让他写一批这样的散文，《收获》给他开一个专栏，每期一篇。

　　我们觉得，余秋雨的想法还是很好的，他把中国的历史、文化结合在一起，以散文的形式，用自己的视角来表现。李小林逼着他每期写一篇。当时，余秋雨还担任着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各种社会活动比较多。面对李小林的“催逼”，余秋雨是苦不堪言。但是，由于他们是老同学，余秋雨也不好发脾气。到后来，我们觉得他越写越好了，用行话说，他写开了。一开始的时候，他写得比较紧，不洒脱，不放松。到后来则达到了一种比较松弛的状态。这么两三年写下来以后，读者反映也越来越好。有一些老先生，边远地区的读者都写信来，表示他们喜欢这个栏目。到后来，有人说买《收获》就是要看余秋雨的文章。这些散文的成功改变了余秋雨的人生道路。（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