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今年8月，《新世纪周刊》刊登一条消息：8月初，上海百乐门歌舞厅在上海销量最大的《新民晚报》上刊登一则招收舞师的广告。虽然广告上通篇没有出现舞女二字，但年轻、女性、跳舞、外形好，这些字眼足有这样的暗示：上海有舞女存在。

　　那么，桂林有舞女么？带者这个问题，记者最近专门暗访了市区的几家夜总会、歌舞厅。

　　权宜之计为生存 理论上收入颇丰

　　桂林有专职舞女吗？从记者暗访的几家夜总会和歌舞厅来看，答案是很明显的：如今桂林的舞厅、夜总会都时兴包厢式的，包厢面积大小不同，适合不同顾客群体的需要。包厢内都会放置一台质量较好、屏幕较大的电视机及卡拉OK音响设备，中间有一块相对较大的地方可作舞池，客人们可以边歌边舞。由于有些结伴而来的男顾客们没有舞伴，夜总会的老板就专门招舞伴，专职舞女因此“应运而生”。

　　8月某日晚8:30，记者跟随几个客人来到市区某夜总会。只见客人刚坐定，在前台老板的指令下，一群舞女就鱼贯而入，展现在客人面前，客人各选一名中意舞伴后，娱乐就开始了。

　　虽然是舞伴，但她们中的不少人其实舞技不高，有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快三，慢四，也不知道拉丁、伦巴、恰恰舞之类，当然谈不上算做舞师了。有的舞女还一手拿着话筒，一手与男客们相拥边歌边舞。当然其中也有部分舞女舞技较熟练，让会跳舞的宾客们体会到跳舞的乐趣。

　　章玉凤（化名）是其中的一名舞女。她坦率地告诉记者她们的收入：舞女们没有什么固定工资，应老板之约来到夜总会后，如果有客人请为舞伴，结束时老板会付给100元人民币作为报酬，如果客人自愿给小费则属自己的额外收入。从理论上说，每名舞女每月可有2000-3000元的收入。但有许多时候，夜总会生意不好，没什么客人来，她们就没有收入。

　　“我们有许多人将做这个事仅做权宜之计，因为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特别是还有个别舞客在我们身上骚扰，让我们感到十分不舒服！”章玉凤说，她们中的一位因来当舞女，气得男朋友与她分了手。章玉凤在桂林某中专读书，父母用辛苦一辈子积下的储蓄为她在桂林买了一套房子，希望她在桂林立足发展，但她毕业了却很难找到工作，为了生活只好暂时这么做。“白天我抓紧学计算机和英语，学好了再千方百计换份工作。”章玉凤告诉记者。

　　生存状况欠佳 维权之路艰难

　　记者在暗访中了解到，大部分舞女对自己前途感到迷茫。被同伴们称为“小凤仙”的舞女小周现年24岁，她匆匆赶到夜总会时连说还没有吃晚饭。于是在一首歌曲的间隔休息，一个劲地嚼着客人点的花生、糖果等。

　　小周说，舞女是吃青春饭的，谁也不会打算长期从事这份职业。“许多外地的妹仔们本来想在桂林打工，求份能自给自足的工作，但目前桂林许多餐馆、商店的报酬很低，老板们根本不执行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一个月包吃只给300块钱工资，有的打工妹连电话费都付不起，最怕家里问要钱或自己生病花钱。没有办法，有的只好暂时做这份工作。”小周说，当舞女有时会遇到不安分的舞客向她提出非分要求，每逢此时，她就断然拒绝，如果舞客再纠缠，她就立即离开舞池。

　　舞女中的一员黄小玉（化名）向记者道出了舞女维权的难处。虽然夜总会规定，只要有人邀请作了舞伴，夜总会就会付给舞女100元报酬，但有时老板故意克扣只给一半，胆小的人只能忍声吞气。加上干这一行都被别人称为“三陪”女，到哪里投诉都觉得低人一等，甚至还被误以为与舞客有不正当的关系，在许多时候有苦难言。

　　记者对在场的的舞女作了一番小范围的调查，结果有90%的人说，有良好的固定工作，绝不来干这陪舞的活。

　　该如何看待这类群体？

　　对这些专门在夜总会陪舞伴歌的舞女们，我们该怎样看待？记者带着这个问题采访了不同市民，结果是支持和反对各半，其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个体户、市民梁某和记者谈起这个问题时认为，健康的交谊舞或时兴的卡拉OK歌舞，并不是以有专职的舞女来刺激大众的消费神经，专职舞女陪舞的做法，容易滋生性交易等不法行为。

　　从事教育工作的市民邹某却持相反的意见，认为健康的、自娱自乐的歌舞有利身心健康，即使有专职的陪舞的舞女，也不应过多去指责或加于贬低，关键在于疏导和管理。“如果以为有专门陪舞就容易滋生跳舞之外的肮脏交易，那就大错特错。”邹先生说，其实，对于思想品质不好的人，有没有人陪舞他都可能会做出不好的事来。

　　也有市民认为，专职舞女每天晚上8：00多开始工作，一般到晚上12时左右散场，其实这也是一种劳务，而且比较辛苦。如果夜总会的老板故意克扣她们的报酬是不对的，权益受损的时候，她们应大胆维权，相关部门也应该认真查处。

　　不管人们对她们是贬还是褒，是肯定还是否定，入夜，当桂林市各夜总会灯光闪烁的时候，舞女便会出现。如何管理这一群体，又如何正确引导并维护她们的权益，是相关部门面临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