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眼下监督比激励更重要》（简称《监督》）一文。读过之后有几个疑问，想与大家商榷。

　　疑问一：伊利总裁是不是首富？

　　根据《上海证券报》的说法，伊利总裁的首富之说由两方面构成，一是至今还没有分配方案的伊利，在股改时作出追加对价的1200万股股票；另一是5000万股对管理层的定向增发。记者假设满足行权条件，将股价测算出的收益记到总裁名下，于是，伊利总裁就这样被假设成了首富。

　　事实上，就伊利的股改方案来看，要行权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公司的净利润增长率不超过17％，二是主营业务增长不低于20％。这就意味着，如果伊利的盈利前景发生闪失，总裁的所谓巨额收益，就可能一分不值，甚至将是一个“负翁”。

　　疑问二：中国国企老总的收入是不是高得不能再高？

　　《监督》一文说：“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相比，中国国企老总的收入已经是高得不能再高了。”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著名经济学家魏刚在2000年通过对我国791家上市公司的研究，总结出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层的激励情况存在以下特点：①人均货币收入低，平均为37502元；②领取报酬的管理人员所占比重较小，“零报酬”现象占50％。近几年来，尽管国企老总的报酬有明显的改善，但还没到“高得不能再高的地步”。不少国有企业的发展远比那些合资、独资的同类公司好得多，但老总的报酬却是企业领袖中相对较低的，而且差距不小。

　　疑问三：当下监管比激励更重要吗？

　　《监督》一文表述了这样的观点：“目前中国国企管理的主要矛盾，其实不再是激励，而是监管。”实际上，监督和激励犹如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发挥着截然不同的作用。监管是监管，激励是激励。两者应该并行发展，双管齐下。我们不应该因为某些激励失当的个例，就因噎废食地在整体上以监管为重。更关键的是，从属性上看，激励和监管都是一种制度，都应该呈现一种刚性的、持续的、建设性的发展。

　　疑问四：社会应该给企业家怎样的生态环境？

　　“严格而有效的监管，实际上将更能起到激励的作用——因为如果不好好干，就可能失去目前丰厚的待遇，对这种前景的恐惧，将会使国企老总们被迫尽职尽责，尽心尽力的。”——笔者非常理解作者对于国企发展的一片苦心，但使用“恐惧”和“被迫”这两个关键词，并不妥。一个健康、和谐的经济社会，应该让任何人都能在工作中保持一分快乐和愉悦。一个被迫尽职尽责的企业家，他如何能承担得起带领企业从优秀迈向卓越的使命？社会应该为企业家创造一个宽松、健康的生态环境，使其个人目标和企业愿景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