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讯 ：

　　3、情人抽身，法庭上顾学军大祸独揽

　　一次，顾学军一下子就从保险柜里拿出了12万元，拿到钱当天，他立即交给高晓玲5万元，之后又多次陪高晓玲回承德老家花掉了3万元，其余的钱顾学军全部用在请朋友吃喝上了。顾学军担心别人过问这笔钱的去向，就采用伪造银行存单凭证的手段将该笔公款挪用。其实，这笔钱像一颗定时炸弹悬在顾学军的心里，他担心出纳员回国后追问，在此后的时间里时刻提心吊胆，晚上睡觉时常常被噩梦惊醒。

　　顾学军大把大把地把党费花在高晓玲身上，花在了追求爱情的“面子工程”上。不仅如此，为了在高晓玲面前显示自己的能量，顾学军还吹嘘自己有报销发票的权利，让高晓玲把打车和吃饭的发票拿给自己，然后再拿公款补这些窟窿。直到顾学军挪用公款事发后，工作人员在顾学军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厚厚一大摞发票，其中打车发票1.8万元，餐费发票5.6万元。

　　顾学军当然得到了高晓玲的投怀送抱，但是，这是一种高消费的爱情，顾学军给她买名贵首饰、送名牌时装，他唯一的资金来源就是接二连三地将党费挪用在高晓玲身上。从邹小菁到高晓玲，顾学军在2003年9月到2004年1月仅仅在5个月短短的时间里，就疯狂挪用了28万元党费，而这些钱又几乎全部花在了女人身上。

　　而顾学军大肆挪用公款获得的好处，除了他和风姿绰约的高晓玲经常并肩走在中央民族大学校园里，惹来一些羡慕的目光之外，也就没有什么了。2004年2月，也就是顾学军把最后挪用的12万元花在高晓玲身上8万元并陪高晓玲回河北承德老家之后，高晓玲突然消失在顾学军的视野里。临走时，高晓玲还把顾学军的笔记本电脑也拿走了。直到案发后，检察机关到高晓玲的家乡调查时才发现，高晓玲根本不是什么公司经理，她只是从乡下来北京的一个打工妹，她的打工经历只是在某饭店当过一段时间端盘子的服务员而已。自从2004年2月离开顾学军后，高晓玲一直杳无音讯。

　　顾学军一次次将黑手伸向党费，终于露出了马脚。2005年3月24日，单位的财务人员在与银行对账过程中发现有28万元的党费去向不明，随即向单位领导汇报，并向顾学军求证。

　　直到被“请”到了检察院，眼看大势已去的顾学军才不得不向检察人员大倒苦水，承认自己挪用公款的原因是为了追求女友，他对检察人员说：“现在的社会，女人要漂亮，男人要有钱，婚姻太实际，爱情太渺茫。婚姻是一生最重要的投资，我挪用的党费真的就是花在女友身上了，钱我已经退给了学校，为了男人的面子真不值得……”

　　顾学军对于自己挪用公款的事实供认不讳，他多次对检察官强调挪用公款都是他的“个人行为。”他还不时为高晓玲等人百般开脱，声称自己挪用公款的行为“与她们无关”。法院一审以顾学军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案一全文完)

　　案二揭秘重点

　　马德卖官，跟他处的官场环境有什么关系？

　　马德的名字后面总是伴随着中国第一大卖官案、黑龙江官场腐败等这些文字的出现。

　　东北人讲义气，重感情，哥俩好了天大的事都可以拍胸脯。在这种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东北官员，和其他地方的官员比，就有显著的东北特色。

　　马德做官，更像是做江湖。如果把马德当作一个绥化这块地盘上的江湖老大，我们也许就会理解马德，理解马德为什么如此大胆地卖官，他的堕落固然有他自身的因素，但更与他的官场沉浮、所处的官场环境密切相关。

　　①生于乡野，不安贫贱

　　马德1949年11月出生在克东县乾丰镇的一个贫农家庭，贫困的家庭并没有给予他温暖和幸福。马德兄妹8人，父亲和母亲都是老实厚道、本本分分的农民，他的家境用4个字就完全概括——“饥寒交迫”。

　　因为家境贫寒，加上孩子们一天天地长大，马德家已到了家徒四壁的地步。贫寒家庭百事哀，马德10多岁时母亲去世。马德的父亲马殿阁30多岁就开始有病，一家9口人，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马殿阁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马德的哥哥们，下学之后总是帮父亲下地干活，忙活家务。可马德当时只有七八岁，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而且一下课总是抱着书本看，家务事也不做，难免遭到父亲的白眼，父亲有时不让吃饱饭，甚至把他撵到外面罚站，一站就是小半天。马德上学后，父亲告诉他，从今以后各种学杂费家里只拿出一半，剩余的全由马德自己负责。此时，马德才八九岁，他上哪儿去借？上哪儿去讨？

　　没办法，马德只好利用放学后的时间捡破烂和废铜烂铁到收购站去卖，或者村前村后拣粪肥，以此换来微薄的学杂费。

　　马德利用放学后的时间一边放猪，一边打猪草。有一次，猪跑了，马德提着镰刀奋力去追，他刚一迈步，手中的镰刀随即就掉了下来。借着惯力，他的脚踢到了镰刀的刀刃上了。只听他“哎呀”一声，鲜血立即从他的脚趾缝里流淌出来。他顾不得疼痛，急忙将破衣服撕下一个布条，快速地包好。然后才一瘸一拐回到家中。至今，马德的脚趾还留有畸形的残疾。

　　1968年，马德高中毕业了。根据个人的政治表现，马德被上级组织部门留在了克东县，分配到军管会工作。后来，因工作需要他又回到了家乡公社工作，负责公社的后勤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期间，马德与妻子田雅芝恋爱并结了婚。

　　马德结婚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工作开始了。那时，凡是进入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前面必须加上三个字，那就是“工农兵”。工农兵大学生的标准是出身贫穷、根正苗红，在所在的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由当地革委会推荐，政审合格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马德当然也就当仁不让。

　　1970年，20岁的马德被当地党委和贫下中农们推荐为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当马德接到入学通知书时，他简直不相信，他即将入学的竟是千里之外的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就这样，马德跨入了上海复旦大学的校园，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工农兵大学生。当时的班主任、上海复旦大学生中文系退休教师高天如说：“那时，马德这一届中文系学生共有73人。因为是文革中大学恢复招生的第一届学生，他们都是各地基层组织推荐选拔上来的，能上名牌大学，实乃不易。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要求是初中，可马德是高中生，他的知识基础是很不错的。”

　　在学校两年多的时间里，马德和同学们到全国各地学工、学农实习的时间占了一大半，真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间不过是一年。除了少数成绩出类拔萃的可以留校以外，这一届学生毕业之后都回到了原籍，由当地党委、革委会进行分配。

　　这一届的同学中，其中就有后来与马德齐名的著名贪官马向东。

　　当时像马德这样的工农兵大学生，国家每个月补贴19.5元。马德就是靠着学校这点微薄的补助上完了大学。据坊间传闻，马德大学毕业前夕，他将自己惟一值钱的旧手表卖掉了，得到30多元钱。可这些钱还不够，复旦大学的老师们又为他凑了一些钱，马德才买了一张从上海到哈尔滨的火车硬座票，票价是39.4元。

　　马德回到黑龙江以后，他再也没和母校联系过。

　　明日看点：踌躇满志的马德，仕途可平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