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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枣事件背后的城市小贩“堵疏”难题
农民李年红在洛阳卖枣屡遭驱赶，怒出此举；如何对待小商贩考验城市管理态度和能力
□本报记者钱昊平洛阳报道
核心提示
8月24日，农民李年红在洛阳卖枣屡遭驱赶，愤而将100多斤枣撒入河中。媒体报道后，质疑的声音直指当地为城市创建工作而限制小商贩进城的做法。小商小贩，几乎是每个城市的难题，但是堵是疏，各个城市做法不同，其中考验的是城市管理的态度和能力。
“当时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李年红说的“当时”是8月24日，他拉着一车枣在洛阳城里卖，由于没有摊位，一天半时间里他到处被驱赶，最后只卖了4.5元，一气之下，他将100多斤枣撒入河中。
次日，当地《洛阳晚报》以《撒枣之痛》为题报道此事。
“没想到引起轩然大波。”李年红开始受到各方关注，当地的乡、县、市各级政府就此事件开会讨论，就撒枣事件形成的报告也从最基层的乡政府层层上报到洛阳市委、政府的主要领导，直至河南省政府。
连续数日，媒体的评论不断，矛头直指洛阳市政府为城市创建工作而限制小商贩进城的做法。
全县寻找撒枣人
“总理来了都那么重视，如果我们这里的果农还卖不出去东西，我们既对不起农民，也有压力。”
在《洛阳晚报》的报道中，李年红自称洛阳市伊川县江左乡人。该乡为寻找李年红，几乎是发动了一场“全民战争”。
9月3日，江左乡党政办主任杜照哲介绍，8月26日下午，江左乡看到报纸后即召开班子扩大会议，要求全乡5个工作区迅速组织人手寻找李年红。
当晚，即到全乡35个行政村展开调查，结果没有找到叫“李年红”的人。
后来，通过计划生育资料查询没有发现此人，派出所的户籍资料也没有李年红的信息。
洛阳公安机关的资料显示，整个洛阳有4个叫李年红的，但没有一个在伊川县。
最后，江左乡干部拿着报纸让当地的农民对着照片辨认，才有人认出李年红，这是个登封人，是伊川人的女婿。
事后证实，李年红并非果农，最近几年一直在城市中打零工和做小商贩为生。
“大家都松了口气。”杜照哲说。
就在8月26日，报纸见报的第二天，伊川县委、县政府还召集全县乡镇党委书记和有关委局负责人召开会议，研究此事。此次事件的调查结果最终汇报到洛阳市政府。
一个农民倒枣事件何以引出如此大的动静？
事情要从7月15日说起，当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洛阳视察，在孟津县送庄镇西山头村，村民李剑雷反映，桃子成熟之际进城卖桃也是处处受阻，原因在于洛阳搞城市创建，禁止瓜农、果农进城售卖。
温家宝总理当场要帮农民解决这个问题。洛阳市很快做出决定，给瓜农、果农发放进城直销证。
而在没有弄清李年红的身份之前，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当地果农。
“总理来了都那么重视，如果我们这里的果农还卖不出去东西，我们既对不起农民，也有压力。”伊川县江左乡党政办主任杜照哲说。
然而，受到城市创建工作影响的，并非仅仅是瓜农、果农，小商贩亦是其中之一。
城市创建“摧枯拉朽”
今年春节之后，他在做零工之余开始贩卖水果，没想到，“哪里都说要搞创建，我们却只能东躲西藏。”
“我并不是撒谎。”李连红说，婚后他基本没有回过老家，经常去的是老婆在伊川的娘家，所以已经习惯了对别人说自己是伊川人。他没想到，自己的一句话会引起当地政府的这么重视。
李年红说，1994年儿子出生后，他就带着妻子和儿女，开始了在洛阳的飘荡生活。
“全家就我一个人挣钱。”他说，上工地、收垃圾，一般没有技能的农民进城后干过的活，他都干过，所有的收入加起来，每个月也不过1000元左右，但他除了要支付孩子的借读费外，还有两个瘫痪的老人要赡养。
李年红不止一次说，自己有时感觉快“扛不住了”。今年春节之后，他在做零工之余开始贩卖水果，以补贴家用。
但没想到，他面临的情况是，“哪里都说要搞创建，我们却只能东躲西藏。”
2005年3月2日，洛阳市下发《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取缔店外经营占道经营和马路市场的通告》。通告称，自通告发布之日起，未经市政府批准，严禁一切占用城市各类道路进行经营活动；严禁沿街道两侧商户店外经营或在门店外摆放任何物品。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给广大市民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确保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目标顺利实现”。
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之下，小摊小贩的可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摧枯拉朽。”洛阳市建委一人士形容去年通知下发后城市取缔占道经营摊群点和马路市场的工作。
按李年红的说法，今年8月23日到24日，由于没有摊位到处游击，一天半的时间，他只卖了1.5斤，进账4.5元。
“既然卖不掉，还留它何用？”24日上午10点左右，他越走越觉得生活没有盼头，就把一捧枣撒到路面，没想到马上遭致清洁工人不满。
这时，他走到了涧河桥上，一车枣被他撒到河中，“这样总不会有人对我不满了。”
回到家中，妻子听说后大哭了一场，既埋怨也无奈。
摊位矛盾
摊位不足，摊位费贵使得不少流动商贩未能进入市场。
根据洛阳市的通告“各种经营活动均应在商店或市场内进行。”其实，李年红不是没有考虑过进市场找一个固定的摊位，以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
今年4月，他曾到洛阳市行署路市场咨询摊位事宜。但得到的回答的是“摊位数量已经饱和，暂时难以安排。”
“摊位不够，总不能将别人撵走来腾摊位。”9月5日，行署路市场办公室一工作人员介绍，市场内只有不到200的摊位，不少都是做了好几年的商户。他平时经常能接到外边的咨询，问什么时候有空摊位弄出一个。
同样的情况在其他市场也多存在，洛阳市长春市场经理赵涛锋（音）说，他们每天也都会接到三四起的咨询。
洛阳市市场发展服务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市有市场58个，摊位数量在300到500的大型市场有七八个，数量在200到300之间的中型市场有20多个，剩下的都是小型市场，摊位总数尚无详细统计。
“但肯定是不能满足需求。”洛阳市市场发展服务中心一负责人说，取缔工作展开之后，洛阳全市范围内共取缔了30多个占道经营摊群点和马路市场的工作，涉及摆摊设点人员3900多人，能够安置的只有三分之二。
“摊位不够是个因素。”洛阳市市场发展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一些摊贩本身也不想进入市场，主要是觉得管理费用贵。
“虽然市场摊位费便宜的也就100多元，但一些卖小百货的、针线的本地下岗工人，一个月也就挣那么几百元，还是觉得是个负担。”
一些市场对流动摊贩的进入也是有着矛盾的心理。在洛阳市行署路市场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有些流动的摊位进入了市场，但有一部分人卖着卖着就开始把小车推起来，把篮子挎起来，在市场内流动吆喝。
在长春市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服从管理，我们就很难让你继续干下去。”长春市场经理赵涛锋说。
社区居民“又爱又恨”
有了小商贩进社区，大家固然觉得方便，但是治安和卫生问题也容易发生。
李年红说，市场之外，商贩的另一个愿望就是进社区，特别是一些卖水果的。但与其他城市一样，现在洛阳市几乎所有的社区门口都有醒目的标志“严禁小商小贩进入。”
“上菜市场的有一些老人，买一些葡萄可以，如果买一个大西瓜，他们就很难提得回去了。”长春市场一水果商贩说。
9月3日晚10点，在洛阳珠江新村北大门门口，卖麻辣烫、卖水果的小摊前挤满了市民。“要是白天，我们早就被城管赶走了。”50岁的洛宁县农民程绍华是8月30日到洛阳的，拉了600多斤水果，平均每天的收入不到100元。
“如果能让我进社区，哪怕是在小区门口卖，情况就会好得多。”程绍华说，苹果主要是晚上在小区门口卖出去的。
珠江新村离最近的菜市场有几百米。苛林江是这里的住户，他说，“都说要搞创建，但老百姓就不方便了，你不让摆摊设点，我们想买点东西真是不容易。”
同住一个社区的居民房新海则显得有点矛盾，有了小商贩进社区，大家固然觉得方便，但是一些问题也显而易见：人员多了就杂，对社区的治安不利，而且，有些商贩喜欢吆喝，也不注意卫生，瓜皮、果皮随便扔，“这些很影响社区的居住环境。”
他开玩笑说，对进社区的小商贩是“又爱又恨”。
城市如何对待小摊贩
乌鲁木齐城市管理部门的态度是，“乱”不是放开之错，而是因为管理没跟上。
小摊小贩，几乎是每个城市的难题。而在不同的地区，对待小摊小贩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今年4月，安徽合肥市提出创建“无摊城市”的目标：对沿街倚门设摊、乱停乱放摊位等突出问题，对于占道摊点，市容部门将彻底取缔。
此举当时引起了一片质疑，焦点指向城市的公共治理能力、是否以人为本，到目前为止，网上相关评论已有18000多条。
新华社报道，在舆论的狂轰滥炸之下，今年6月12日，合肥市市容局局长阚道英、市文明办副主任张和龙，首次对合肥创建“无摊城市”
作出了解释，阚道英说，“无摊城市”，是指一个城市没有违规的摊点。
但在此目标之下，今夏合肥市民仍出现了买瓜难问题：平均8平方公里、两万人才有一个西瓜销售点。
从目前可以搜集的资料看，提出“无摊城市”口号的并不多，但为了市容市貌而限制小摊小贩的做法是种常态。
在此大背景下，新疆乌鲁木齐的经验是把小商小贩当成“宝”。在该市经营，夜市的门槛放得很低，只需向管理部门或街道委员会提出申请，就能够得到批准。
《人民日报》的报道引述地管理部门的话说：衡量城市进步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居民的日常生活是不是越来越方便。“乱”不是放开之错，而是因为管理没跟上。
在此思路下，乌鲁木齐的第三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2005年，乌鲁木齐地区生产总值571亿元，其中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334.4亿元，占59%.在全国所有的大中型城市中，这个数字名列全国第一。
“小商小贩是城市贫民的生计，不摆摊，就没有活路。”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系教授毛寿龙在评论中写到，一个多元化思维的城市，会照顾多方面的想法，容纳多方面的利益。
经历李年红倒枣事件后，洛阳市是否在小商小贩管理问题上有所变化，目前尚不清晰。
9月4日中午，李年红在雨中等待去省会郑州的汽车，他说，不想再过这种东躲西藏的小贩生活了，打算去学习电焊技术：“有了技术，生活会更有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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