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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优良传统。我们党在长期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发挥历史资源的教育功能。然而，近期以来，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出现种种不正常的现象，使历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和我们党的历史被歪曲、被篡改、被“恶搞”，甚至对其进行颠覆，扰乱人们视听，混淆是非观念，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就此，记者采访了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部长、博士生导师刘继贤少将。
历史不是“面团”——从历史的本来面目认识和看待历史
记者：近期以来，对于“恶搞”和歪曲历史的行为，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网络媒体、影视作品等对“红色经典”、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进行恶作剧式地改编，一是学术界的某些人，对中国革命史和我们党的历史一些已有定论的问题进行所谓的重新认定，甚至否定。这是不是一种“文化病象”？
刘继贤：是的。我以为，任何人触及历史，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历史？“历者过也，史者事也”。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是一种客观存在。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就在于它对过去客观存在的真实再现和思考。尊重历史事实，就是要把历史自身的真实作为判断历史结论的唯一标准，坚持真实为本。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历史的真面目，判断历史的功过得失，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历史不是“面团”，不能任人揉捏，不可随意编造，不能滥施斧柯。不负责任地歪曲历史、篡改历史、伪造历史、调侃历史，必然严重损害历史的严肃性和真实性。我们已有这样的教训，“文革”期间，片面强调“历史为政治服务”，实用主义、贬低历史泛滥成灾，严重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声誉，一度使历史从科学变成了伪科学。
记者：一些人对艺术类历史形象和事件进行调侃和“恶搞”，认为这只不过是搞笑而已，不能算歪曲历史，可以这样认为吗？
刘继贤：强调尊重历史事实，既要反对史学研究领域对历史的歪曲、篡改和伪造，也要抵制文艺领域对历史的“戏说”和“恶搞”。尊重历史事实，对史学研究来讲，就是要坚持我国史学“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把符合历史的真实性作为史学研究的第一要义，信守史德，坚持“慎辨”，不搞“曲笔”，不写“诬书”、“秽史”，对历史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在文艺领域，历史题材作品不尊重历史事实的问题应当予以重视，比如，有的作品对历史罪臣进行所谓的“人性化”处理，有的把艺术英雄形象改造成“小混混”。诸如此类，就是对历史不尊重。由于文艺作品传播面广，在群众中影响力大，倘若宣扬错误的历史观、歪曲历史真相的作品大行其道，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对历史的认知必将产生误区。文艺不仅要娱乐大众，更要承担起传播知识、教育人民的责任。因此，文艺领域对历史的“戏说”、“恶搞”之风必须制止。当然，历史题材作品属于艺术，允许艺术的夸张和虚构。但有一个原则必须遵循，就是尊重历史的逻辑和必然性，不能随心所欲，胡编乱造。
记者：人们说，爱国必须先爱这个国家的历史。源远流长、辉煌瑰丽的中华文明史，令人感到自豪，使人产生自信。然而在学术界某些人那里居然出现离谱的所谓历史研究，说什么汉族是欧洲后裔，中国书法毫无价值等等。这又意味着什么？
刘继贤：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在当前我国历史研究昂扬向上的主旋律中，这种不和谐声音的分贝还不低。其突出表现就是用主观臆断的世界历史改写中国历史，把虚无的触角伸向中华民族远古的历史，特别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从源头上否定中国历史。历史虚无主义者随心所欲地挑选零碎的历史事实加以涂抹和剪裁，凭借“新奇”想象肆意歪曲和否定中国历史，轻率地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一笔勾销，极力兜售“中国文明西来说”，大肆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这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挑战，直接关系到我国历史研究的方向和中华民族的尊严，理所当然地应予以批判和抵制。
“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
记者：历史问题看似是学术问题，实际上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古人说：“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自古以来，仁人志士无不将历史与国祚国运相联系，当作国家无形的领土和长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看到西方列强肆意对中国历史进行歪曲，而国人历史研究却十分落后的状况，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大声呼曰：“国可亡，而史不可灭”。无论一国，还是一党，其历史绝不允许肆意侮辱和否定，尤其在当代，否定一个党及其执政地位，往往就是从否定其历史开始。
刘继贤：历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一切历史学都是隶属于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一定阶级政治服务的。有人打着“纯学术”的旗帜，提出“反对党派史学”的口号，实质上就属于在“反对党派史学”的旗帜掩盖下的某个政治派别。我国的历史研究作为我们党领导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服务。
与历史学的其他部分相比，党史研究的党性尤其鲜明和突出。强调党史研究的党性，并不否认它的科学性。党史研究的党性与科学性内在统一于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邓小平同志在领导纠正“文革”错误、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以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为重，为全党树立了坚持党性原则、科学研究党史的光辉典范。应当看到，有的党史著作，内容真真假假，观点是是非非，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比如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目的性提出怀疑，对抗美援朝的必要性进行所谓的重新考量，等等。这不仅是对我们党历史的否定，也是对千千万万浴血奋斗为共和国做出贡献的先辈们的否定。在否定和抹黑的杂音中，使我们年轻一代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崇敬感、自豪感、光荣感都打上了“？”号，这会是一种什么后果？因此，对于党史研究不顾史实，不讲党性，妄图否定党的历史的不良倾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否定执政党的历史开始的。
记者：对于我们党的历史问题其实已经十分清楚，党先后两次作出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即使对某些细节问题发现有新的史证和有新的研究成果，党也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认定，这种态度是科学可贵的。
刘继贤：党的决议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代表了全党的认识水平。尤其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起草的过程中花了20个月的时间，在不同的范围内反复进行了讨论。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作出了正确的总结。当然，坚持党的决议对党史研究的指导地位，并不妨碍党史研究，党的决议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党史领域的所有问题。因此，要使党对自身历史的认识不断前进，就必须对一些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事实上，党的每一项决议作出以后，党中央都一再提倡在决议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可见，党的决议非但没有束缚党史研究的自由，恰恰相反，还给了党史研究以广阔的空间。
记者：眼下学术界乃至所谓的“草根历史英雄”似乎时兴一种做法，就是研究历史不来一点标新立异，没有一点反叛意识，就觉得没有超越，没有成就，语不惊人，这一观念是不是使历史研究失去政治性和科学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继贤：是的。恩格斯曾说过：“谁都不能对抗历史，因为历史是绝对权力。”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最根本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方法。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观点，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纪元，彻底改变了历史学的面貌，第一次使历史研究成为真正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不仅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不仅吸收了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而且还把研究视野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可谓是集中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只有唯物史观能高屋建瓴，鞭辟入里，对一切被歪曲和颠倒的历史作出符合历史本原的解释。迄今为止还不曾发现哪一家历史理论可以与唯物史观分庭抗礼或取而代之。当前，应特别警惕历史研究中一些借“超越”和“反思”之名，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宣扬西方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不良倾向。这就是说，一切历史研究都要讲政治，不能为所谓的出“新”而背叛史实。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历史中探寻为现实服务的经验
记者：如果不能从前人创造的历史中获得财富，研究历史就失去了意义。目前我们除了坚决抵制“恶搞”、调侃和歪曲历史等行为，从“古为今用”角度来讲，应该如何认识和对待历史？
刘继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与现实息息相关。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人类从事每个时段的社会实践，无不需要以已经具备的历史条件作基础，无不需要借鉴有关的历史经验。中国历代史学家和政治家，一贯认为历史之用在于以古鉴今。司马迁著《史记》意在“述往事，思来者”，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要“鉴前人之兴衰，写当今之得失”，唐太宗李世民认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等等，表达的都是用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思想。
我们党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从历史的纵深探寻治国安邦的经验。毛泽东同志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从历史中探寻为现实服务的经验,最重要的是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对规律的探索，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揭示出历史发展规律，总结经验教训，为深入理解国情、切实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学习和研究我们党的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深入思考，科学分析，不断提高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及其运用能力。尤其要坚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翻身解放的历史，我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深对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识，努力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提出科学发展的对策。
记者：作为普通党员和群众，也应该有正确的历史观，保持对历史起码的珍视和尊重。
刘继贤：所以说，从历史的纵深探寻为现实服务的经验，必须注重用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教育人民群众。梁启超称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发挥历史的教育功能，就是要通过认真学习、深刻理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压迫、反抗腐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精神和业绩，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建立新中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百折不挠、英勇奋斗的崇高精神和辉煌业绩，引导党员群众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弘扬革命先辈对崇高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坚定信念，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进一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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