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　百年纠缠

　　本报记者 夏 榆 实习生 马宁宁

　　费孝通将自己1947年出版的著作命名为《Earthbound China》——可直译为“无法脱离土地的中国”或“被土地束缚的中国”。它流传至今的中文译名则是“乡土中国”。

　　8月23－24日，北京香山卧佛山庄，28位学者参加的中国文化论坛第二届年会，就以“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为题。

　　“乡土中国实际上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农村，而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些基本特性。这个文化也牵制到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等方方面面，而这个自觉表达更是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对中国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今天，中国的乡土和文化正日益成为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规则指导下的在建和待建工程，人被这些工程剥离，家园在丧失，内心不得宁静。”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平所做的论坛开题报告中这样说。

　　“乡土中国和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思考路径，费孝通、晏阳初、梁漱溟、陶行之他们的努力，还有从牟中三、冯友兰到毛泽东他们自二十年代以来的这样一种尝试，也可以进入到一个脉络里面，对于我们处理今天所说的短期内的将来——不是说长远的，是一笔丰厚的文化资源。”

　　“如何处今日社会﹖”

　　“中国现代史上的乡村建设运动始于1920年代，1930年代是一个高潮，与‘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论战相呼应，中国知识界也爆发了‘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大讨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梳理了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乡村建设实践的由来。

　　“梁漱溟是以农立国的代表人物，而他的反对者多是持西化论者。”吕新雨说。

　　“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梁漱溟在1937年发表的文章《乡村建设理论》中这样写道。

　　梁漱溟自己身体力行的正是以乡村为主体的道路。1931年，梁漱溟从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十路军总指挥韩复榘那里争取到10万大洋，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3年7月，他又争取到国民政府通过特别法规，将邹平地区列为实验县，允许学院开展研究和培训活动，包括改革政府行政机构。

　　按照梁漱溟的构想，散漫的农民，在知识分子的帮助下，逐渐联合起来为经济上的自卫与自立，同时从农业引发工业，完成社会的自给自足，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结构。

　　1933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的县政改革中，把邹平县内原有的区、乡、镇全部废除，重新划为11个乡，以366个自然村作为最低的行政单位。乡有“乡校”，村有“村校”。学校教育分为成人教育、妇女教育、儿童教育。儿童教育内容强调有用：识字、农业知识、一般科学、卫生常识和公民学。1933年，研究院解散职业警察，建立平民自卫力量。他们还建立改进道德的公约，反吸毒、酗酒、赌博；用现代科技推广农业技术；在每个乡设立卫生所，培训护理人员，为他们配上自行车和卫生箱。到1938年，已经有几百个合作社，向社员提供贷款，以摆脱高利贷，从事编织、养蚕、林业、植棉、信贷。

　　按照梁漱溟的构想，最终的目标是达到乡村的自主、自立和自治，避免为国家自上而下的权力和公共服务支付高昂的组织成本，提高农民“如何处今日社会”的自觉，使农民具有“如何营现代生活”的能力。

　　后来，韩复榘又将菏泽等13个县拓展为“县政建设试验区”。到1937年，山东全省107个县，实行乡村建设管理的县达70多个。

　　1937年，日军侵占济南，韩复榘不战而退。之前，梁漱溟为了保留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成果，曾力劝韩复榘，未果。后来，韩复榘因不抵抗，被蒋介石枪毙，丢了一条命，而梁漱溟则失去了继续进行乡村建设尝试的机会。

　　“愚、贫、弱、私”四大病？

　　1924年，晏阳初任总干事的平民教育促进会设立了乡村教育部，经历了两年的实地调查，选择河北定县作为平民教育的实验试点。

　　1926年—1936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领导“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进行了长达10年的平民教育和乡村运动。他穿上粗布大褂，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需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方面的教育对症下药。其最狭义的目的是为了使“乡村失学的青年和成年人在短时期内受中国民国不可少的教育。也就是成为国家健全的国民，最低限度是具有运用本国文字的能力，有经济独立的能力，有自治、自助及助人为互助的能力。”它是救国建国的基本，在晏阳初看来全国三万万以上的文盲，名为二十世纪共和国的主人翁，实为中世纪专制国家老愚民。”

　　梁漱溟对“四大病”有不同看法：“近些年来一般人都骂中国人自私，甚且举以贫、愚、弱共列为四大病，俨然自私是中国人的定评，其实完全误会了……中国社会构造恰与西洋不同，从而养得的习惯也两样……中国人这种与西洋人相异的生活习惯，从来也不曾别人唤作自私；而逢到国际竞争剧烈的今天，顶需要国家意识、团体行为，而他偏偏不会，于是大家就骂他自私了……”

　　对当年的乡村建设实践，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哲学客座教授的彭国梁在引述哲学大师牟宗三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说：“我们承认他们的方向是对的，因为他们能到乡村做即建设即破坏的工作。我们所要批评的是，当时的乡村建设派缺乏自觉的政治与经济主张，而仅采取一种教育救国论的方式。在牟宗三看来，教育救国论虽然可以说是“百年大计的根本办法，”但却迟缓迂阔到万分。只能在太平时为滋养的预备事业，于处变则不足。”

　　70年后的乡土中国

　　2003年7月，温铁军担任院长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当年平民教育运动的中心翟城村成立，他把自己的传统径直追溯到70多年前的晏阳初。在本次年会上，温铁军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性》。

　　“中国的农民问题依然是当下乃至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基本问题。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温铁军说，“如果说20世纪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的话，那么今天的农民问题就是就业的问题。根据统计部门的统计，今年农村就业人口会达到5亿人，加上农村18岁以下，60岁以上的半劳动力，农村有劳动就业能力的人口估计达到6亿人左右。根据劳动力与土地的正常配比，农业只需要1亿左右的劳动力，这就有5亿左右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业就业上去。”

　　曹锦清则把出席论坛看成是“认识自己处境”的一种方法，他的主题报告为《宋以来的乡村组织建设——历史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作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曹锦清看上去更像田间劳作的乡野村夫。曹锦清否认自己的学者身份，只强调自己是一个乡村现实的观察者和体验者。

　　曹锦清说：“现在的乡村现实是什么样的？我跑了三个地方，山东、河南和安徽。一般来说，现在农村的衣食住行的问题基本是解决了。交通、通讯问题有了明显的改善，权力的结构也有了变化，2005年全国范围取消农民负担，取消农业税是个重大的事件，农民们对中央很感激。去年在湖北去到一个2002年采访过的地方。我问一个农民负担情况，以前他种一亩地可以收300元钱，这次去他怎么讲呢？他说没想到，没想到，他老说没想到，他说，‘自古以来是土地养农民，农民养官吏。怎么现在官吏就不让农民养了？’我是没想通。这个人在民国时当过伪保长，还当过中学教师，教历史的，对历史很熟悉。那时他就有一个收音机，他经常听收音机，对很多事情很敏感。这样一个人，农民负担取消在他那一代人的反应就有了典型性。他说，现在真是太平盛世啊，我说是吗？他说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