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 州

　　上世纪20年代的广州，是大革命的策源地，这一时期毛泽东曾4次到达广州，建国后更是多次到访广州。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1925年9月出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以及1926年5月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历经了国共合作中诸多复杂情形的毛泽东，开始在国共两党日益展现他的影响力。农讲所的实践，让他更加坚定自己对于中国农民问题和中国革命的判断。这也是他和周恩来合作的开始。

　　建国之后，毛泽东也多次到访广州。1954年10月下旬，是建国后他第一次来广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制订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8年大跃进期间，是毛泽东到访广州次数最多的一年，并在这里度过他的65岁生日。《卜算子·咏梅》是他1961年12月在广州所作。

　　记者◎王鸿谅 特约摄影◎蔡伟

　　中山四路42号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广州以国民党的名义先后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育了800名农民运动干部。第六届的所长由毛泽东担任，时间是1926年5月至9月，地点在番禺学宫，现在的中山四路42号。

　　说到农讲所历史，现任馆长卜穗文颇有几分得意，在他印象里，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而且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级别的纪念馆，全国仅两处，一处是湖南韶山的毛泽东故居纪念馆，另一处就是广州农讲所。所名是1953年由周恩来亲自题写的，名字显然字斟句酌过，全称很长——“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

　　1926年5月至9月间，正逢中山舰事件之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处于破裂状态的艰难时期。毛泽东是这几个月间唯一一个在国民党中任职的共产党人。在第六届讲习所里，毛泽东开设了23个课时的“中国农民问题”讲座，还负责另外三门课程。周恩来是这一期的教员之一，负责讲授军事课程。这个夏天，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密切合作的一个开始，而农民问题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密切关联，也已经被历史所证明。

　　卜穗文说，考证第六届农讲所的旧址并不难，因为当时在报纸上打广告面向全国招生，共招收了327人，地址也是公开的，很多人都能提供具体描述。这旧址就是番禺学宫，原本是座孔庙，始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建国后，1953年成立修建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筹备委员会，对此处修缮复原。纪念馆于1956年正式成立，次年开放，1961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3年，为了在农讲所旧址周边修建广场，拆迁走了一所中学、一所小学和20多户居民，此后基本格局就没再变过。“文革”期间，纪念馆正常开放。1976年毛泽东逝世，广东省吊唁的灵堂就设在农讲所。卜穗文回忆，那时自己还在读初中，学校组织前来吊唁，农讲所周围全是排队等候的哀伤人群。灵堂设立了一周。

　　现在农讲所中的馆藏文物有1152件，一级品64件。在诸多陈列展品中，有一份“第六届农讲所毕业考试题目”，共六道试题: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在哪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议决案是否即为民生主义的实行？农工运动决议案中所举的各项具体议案与民主主义有何关系？你若站在严格的党的纪律和忠实的立场上怎样判评西山会议？中国国民党组织最主要的精神在哪一点？何谓党团，怎样运用党团？据史料，1926年9月11日，经过了这场考试后，318人顺利毕业，奔赴到不同的革命岗位。

　　纪念馆距广州市的中轴线中山路不到两公里，交通便捷，直达地铁此处的站名就叫农讲所。近年来，农讲所保持着每年20多万的参观人数，从开放至今，卜穗文说，累计参观人数已经达到2600多万。

　　中共“三大”会址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第一次南下广州。毛泽东在“三大”上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局（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并被推选为中央局秘书。会址经考证为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毛泽东与会议代表陈独秀、李大钊等的住处是距会址仅两分钟路程的新河浦24号“春园”。

　　1923年春，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中心议题是讨论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为此，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广州，会址选择了当时东山偏僻幽静的处所，有利于保密，但由于保密功夫做得太“到家”，史籍和档案均无记载，以致成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个谜。

　　1972年，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成立调查“三大”会址小组，主要由近代史专家、研究员黎显衡先生负责。当时尚健在的“三大”代表有毛泽东、徐梅坤、罗章龙和刘仁静。黎显衡回忆，“要找毛泽东主席难以办到，而历史上罗章龙曾执行过‘错误路线’，刘仁静曾加入过‘托派’，他们都属‘审查’对象，是政治上‘不可靠’的另类，所以调查小组就将重点放在时任国务院参事的徐梅坤身上”。

　　黎显衡回忆，1972年10月13日，徐梅坤飞抵广州，下榻沙面胜利宾馆。当他们拿出一份出处不明的《访问徐梅坤记录》给徐老过目时，他脸色陡然凝重起来说:“中共‘三大’是重大历史事件，此材料未经本人核对，有严重错误，会遗祸后人。”他们当即在徐老面前将此材料烧毁，重写访问记录。这是调查前的一段序曲。调查组陪同徐老天天往东山勘查，走遍新河浦、瓦窑街、恤孤院路、培正路等许多街巷，对每幢旧建筑都细致观察。又请当地一些老居民与徐老多次座谈，介绍街道环境和房舍变迁情况。终于找到与“三大”有密切关系的几幢房子，即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等代表居住的新河浦24号“春园”，毛泽东与谭延商谈国共合作问题的培正路简园，以及会址对面瓦窑街1922年新建的逵园，“这三座别墅式建筑，成为寻找‘三大’会址的坐标”。

　　黎显衡记得，徐老站在逵园门前说，逵园房顶上“1922”字样没有变，“三大”开会期间，天天看见它，印象特别深刻，这房子是华侨和青年学生居住的。他们开会时，为保密，不敢在会场唱《国际歌》，后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凭吊才敢轻声唱。“三大”会址就在逵园对面，两者只隔着一条小路。但逵园对面现今的房子，不像“中共三大”开会时的房子。随同调查的一位老居民说，原来的房子于1938年被日寇飞机炸毁了，现今房子是解放后才建的临时仓库。调查组从档案馆找到1923年8月19日测量的“四区二分署恤孤院后街图”，标明逵园对面的房子为31号。黎显衡说，“此图是‘三大’后不到两个月内测量的，十分可靠，科学地印证了徐老和老居民的回忆”。

　　为复原会址的外形和内部结构，调查小组找到当年曾参与建造此房的老工人，请他据回忆画了一张“三大”会址的草图。又请退休的建筑工程师依照草图画了会址的平面、立面和剖面图，再找人按图纸制作了“三大”会址模型。徐梅坤看了以后连说“很像、很像”。这是一幢两层砖木结构金字瓦顶的普通房子，东临恤孤院路，北隔瓦窑街与逵园相对，建筑呈正方形，长宽各约20米，高6米。二楼两间是宿舍，间墙只有半截，上有金字架承顶横梁等，顶上没天花板，仰视就能看见瓦，一部分代表就住在这里。在楼下的会议室中央，摆放着一张西式长方凳。据考，房子和家具都是中共广东区委临时租来的，没有电灯、自来水、浴室和厕所。

　　1974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复原“三大”会址的请示报告连同黎显衡他们写的调查报告、“三大”会址模型等，一同送呈中宣部。1979年12月，旧址被确定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年7月，大规模复建之后，“三大”会址纪念馆正式开放。

　　春园

　　广州东山新河浦路现在是一条单行道，这一代的房子，有许多都保留了历史的原貌，按照广州“东贵西富”的说法，这里以前都是显赫的大户人家的住地，他们房子的样式，即便是西关富起来的商人们也无法企及，现在广东省委的驻地也在附近。

　　新河浦路上连在一起的22号、24号和26号这3幢建筑洋楼统称“春园”。这3幢洋楼都是3层砖木混凝结构的公寓式楼房，由一名黎姓华侨和另两位华侨一起出资，修建于1922年，借鉴了欧美的建筑风格，又糅合了广东传统民居特点。目前用作展馆开放的，是居中的24号，旁边的22号现在依旧是私人住宅，26号是新河浦路幼儿园。

　　春园24号的第一代主人就是那位黎姓华侨，因战乱和时局变幻离开广州去了美国。解放后，新河浦路一带的房子都被军管，后来交给省委，用作机关人员宿舍。90年代开始，逐步给华侨落实政策，在手续齐备的状况下将房屋归还原主。黎老先生拿回24号后，并没有回来住，而是委托亲属管理。颇有人脉的本地商人黄柳潮1999年从黎家买下了24号，今年51岁的黄柳潮在广州买下的老房子不止这一处，他戏言自己喜欢住老房子，“不用交管理费”。

　　刚买下24号时候，整栋房子“乱七八糟”，黄柳潮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装修，房子的外立面保持原状，但内部空间做了一些改变，一家7口在里面的生活很平静。2006年3月20日，接到政府方面电话，内容是文物部门要收回春园用作纪念展馆。政府按每平方米1.2万元给他补偿，春园24号的建筑面积是614平方米。原本说给他1个月时间搬家，因为要赶在7月1日之前做好开馆筹备，时间又缩短了，4月10日，黄柳潮搬离24号。他的新居仍旧在新河浦路上，距春园只有几分钟路程，也是一幢老房子。面积比24号稍小一点。黄柳潮说，上一任买主是100万元买下来的，卖给他的时候是300万元，而现在，“至少要出价800万元，我才会考虑卖”。对于黄柳潮来说，春园的那些房间，承载的是家庭生活的记忆，只是，现在都得放下了。

　　（封面故事“毛泽东地理”包括以下内容：

　　34 毛泽东地理

　　38 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重庆/延安·西柏坡/井冈山·庐山/广州/韶山·长沙/其他

　　78 毛泽东的1949——共和国开始

　　80 去莫斯科，重建中国与世界关系

　　92 进城，收拾旧河山

　　100 建国:共和国的政治理想

　　108 1946～1949:战争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