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深圳市制定了“效益深圳”统计指标体系。这套统计指标体系一诞生，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媒体评价说，“效益深圳”统计指标体系的出台，标志着深圳正式告别“惟GDP论”。

　　昨天（6日），深圳市统计局局长邓平接受记者独家专访，对该统计指标体系作了深度解读。

　　指标挑选紧扣“四个下降、四个提高”

　　记者：“效益深圳”统计指标体系包含21个指标，这些指标是如何挑选出来的？指标的取舍之间有什么含义？

　　邓平：挑选指标首先要看到它所反映的对象是什么，这套统计指标体系是要反映21世纪深圳市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模式的转变过程，是十分复杂的经济社会运动。其次，这套统计指标体系要最大限度地反映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情况，直指“效益深圳”。“效益深圳”的基本内涵是“四个下降、四个提高”（编者按：“四个下降”，即实现单位产出占用土地的显著下降，资源消耗的增长相对经济的增长显著下降，初级劳务工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大大下降，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程度显著下降。“四个提高”，即经济增长中科技的贡献率、教育和人力资本的贡献率、绿色GDP和循环经济的贡献率有显著提高），这“四个下降、四个提高”反映了由“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转型后，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我们挑选指标也紧扣这个题目。第三，选取这个指标要符合经济学、统计学的原理方法，符合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方法，注意指标的科学性。

　　实际上我们在选取指标时，采用得最多的是“比率法”，用了相对比率、强度比率、结构比率、动态比率等等，用各种比率来反映经济发展的效益。

　　记者：这套统计指标体系当中为何专门设计了“人的发展”指标？

　　邓平：为了反映以人为本的理念，我们设计了3个指标来反映：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人均可支配收入。我们发展的初衷和归属是人，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同时人也是最重要的资源。

　　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全面地描述人的发展情况，挑选出的这3个指标我们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绿色GDP指数”有望成为现实

　　记者：“效益深圳”统计指标体系当中有一项“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环境损失成本后的GDP与GDP的比率”，这个指数被看成“绿色GDP指数”。但据了解，这项指数的核算方法还在研究当中。

　　邓平：“环境损失成本”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这一核算从理论到数据资料来源都存在很多问题，没有成熟的核算理论方法。比如，空气被污染了，这种污染怎么折价呢？还有，环境污染涵盖多个方面，地域也很广，采集数据也是难题。我们目前考虑采用的核算方法是用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去表示“环境损失成本”。

　　目前我们已经制定了《深圳市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试点工作方案》报给市政府，我们还准备邀请国家统计局和省里的专家来作指导，这次调查的规模很大，有望把这一指标变成现实。

　　记者：“效益深圳”综合指数是如何统计出来的？很多人不太看得懂这个数据。

　　邓平：“效益深圳”综合指数是综合衡量“效益深圳”各方面在数量上总体水平的一种特殊相对数，是根据反映“效益深圳”各个侧面的21个单项指标经过综合计算得到的。我们还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的数据计算不同时期的综合指数，因而可以从静态水平和动态趋势上较为全面地反映“效益深圳”的变化。

　　“效益深圳”综合指数越高，反映出落实“效益深圳”的情况越好。今年上半年我们统计出的“效益深圳”综合指数是108.18%，比2005年上半年上升了3.33个百分点。“效益深圳”综合指数即使上升一两个百分点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涉及到21个指标，需要这些指标总体上走高，才能带动综合指数上升。而且这些指标全部都是“硬通货”，不带水分的。

　　成为考核政绩主要指标

　　记者：据了解，这套统计指标体系已经成为深圳市的“法定报表”，所谓“法定报表”的内涵是什么？这将产生什么影响？

　　邓平：我想，“法定报表”有三层含义。第一，它的设定是依照法定程序，《统计法》规定设置一项报表，要经过调查论证、审批等程序，批准后报表右上角要注明指标部门批准并有批准文号。第二，它的执行有法律保障，带有强制性。该报表颁布后，深圳市所有机关单位、企事业组织、团体、公民都有义务提供资料、填表，不填表就是违法。第三，它的数据质量也是依法保障并且受法律监督。如果哪个单位为了数据好看把数据“搞高”，提供虚假数据，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记者：这套统计指标体系会不会成为评价官员政绩的工具？

　　邓平：根据深圳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要求，“效益深圳”统计指标体系是深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示器，是考核各级干部经济工作的主要指标。实际上今后对干部的要求更高了，不是光看经济总量了，还要看效益，要看以人为本、人口环境等方方面面。

　　实际上，这套统计指标是一个风向标、指示器，从“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的转变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一个比较科学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它的进程。（记者曾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