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是：Hereliesonewhosenamewaswritteninwater。（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何兆武先生在口述史《上学记》反复强调自己的一生碌碌无为，不过是把名字写在水上而已，瞬间消逝得无踪无迹。年愈八十的他淡泊功利、任意天性的性情都浓缩在其中。

　　最吸引读者的自然是何先生对七年西南联大读书生活的追忆。他详尽地讲述了那个时代的学生生活，也描述了他所见闻过的名师的细节。他语调从容，却又捍卫着一个知识分子不为尊者讳的立场与尊严。比如，他在记述梅贻琦和吴晗的时候说道：“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比如梅校长（指梅贻琦），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

　　《上学记》主要是对学生生活的回忆，这些珍贵的史料展示了民国时期的教育图景。八年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是非常粗陋的，而且师生经常面临生命之虞，还经受着生存的物质压力。可是，就是这样一种环境下的西南联大，却创造了中国现代教育史的奇迹，培养了大批世界级的学者和科学家。

　　这种自由体现在学校的管理制度上。何先生说，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时候，他可以自由地进入图书馆的书库。而后来在历史研究所做了30年的研究员，却必须填条给图书管理员去拿。有一次好不容易进入了书库，却被管理员拿着手电筒“紧盯在屁股后面，似乎惟恐我在里面偷书，或搞破坏”。这种不信任感、不把人当人的管理制度又怎能为学术的自由创造提供条件？何先生一针见血的批评让我们这些备受图书馆折磨的学生感到多么痛快淋漓！翻译过帕斯卡《思想录》的何先生一定是窥知到了生命的奥秘，可他却没有陷溺在类似宗教情绪的固执里，而是在中西会通之后的自由境况里为自我的意义寻找到恰切的坐标。这个坐标的横轴我们可以归纳为对自由意识的认同和追求。推崇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何先生认可的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读书境界。他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这样总结其读书心得：“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这个坐标体系的纵轴就是对真实的捍卫，尊重历史，尊重常识。他对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状况就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要么过分强调政治斗争（即突出中国共产党在学生运动中的组织作用），要么尽量淡化政治斗争的史观都是违背历史真相的。

　　追求自由却拒绝虚无，捍卫真实却并不偏执，追忆过去并不造神和美化，反思现实又烙印着历史的启示，何先生的为人、为学都堪称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