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骰子落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小说充满了这类教诲，它并不深奥，任何一个上年纪的人都能说，但对雷蒙特来说却是艰难的康复护理。为了描写这个“慢人”的微妙变化，库切采用了一种很考验阅读耐心的方式。他的心意到了，就是到得慢了点。

　　库切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后出版的《慢人》进入了布克奖决选名单，但最后没能获奖，不知是由于评委们认为不必锦上添花呢，还是由于对这本相对比较“温吞水”的小说确实评价不够高。

　　“慢人”是60岁的退休摄影师保罗·雷蒙特，离了婚，膝下无儿女，孤身居住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他在骑车出门的时候被一辆汽车撞了，被迫截去一条腿，回家后得到专业护理机构派来的护士玛丽亚娜。这是个非常干练负责的克罗地亚籍成年妇女，渐渐地，她的乖巧、稳重令她的看护对象产生了爱慕之情。残疾的保罗·雷蒙特一边深深焦虑于自己的余生是否就此成了废人，一边小心翼翼地设法开口表达，这里面没有恶的成分，这种表达本身就可以看作雷蒙特抵抗命运不公的一种尝试。因此，当他遭到断然拒绝后，进而设想出用自己的钱供玛丽亚娜的孩子读书，进而可以接近她的家庭的主意。

　　他的建议被再次拒绝———玛丽亚娜的丈夫出于男人的自尊断然说了“不”。同时，一名聪明而饶舌的老年女作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介入了雷蒙特的生活。她似乎是个不错的心灵顾问，她能提出有关孩子、语言、房间装修、他与玛丽亚娜的关系以及今后可能的结果等等方面的建议，但表达的途径却经常是没话找话而又咄咄逼人，迫使保罗正视自己，反省自己———这是他在失去一条腿之后极度憎恶的一件事。

　　保罗表面上把科斯特洛喋喋不休地纠缠他看作是自己“废人”状态的一部分，无奈地、沮丧地接受她作为作家“彻底的职业表演”，但其潜意识中却有一种依傍感，潜意识告诉他，即使被迫回答一些无聊的问题，他的生活毕竟还不是完全没有继续过下去的理由。为了鼓动保罗“扒光自己”，科斯特洛描述了自己的生存模式：

　　“在大庭广众中的生活。在公共广场上的生活，依靠公众和宽厚的生活。与醉鬼和无家可归者为伴的生活，与我们常说的无业游民为伴的生活。……作为这个时代的人，这就是我们天生要过的生活，我们必须这么过。当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很自在；当我不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无家可归。命运的骰子落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这几句话让他全神贯注地看着她———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注视着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了”。保罗·雷蒙特从这番话里得到一种换位思考的启发，他发现了自己沦为弱势群体的一员之后的存在价值，也从这个同样正在被社会淘汰的人（伊丽莎白自称“无处可去”）的身上看到了她面对生活的方式。小说里充满着这类教诲，它其实并不深奥，甚至很简单，任何一个上年纪的人都能说，但是作者从小说主角的处境出发，让这种认识的形成历经了艰难的康复护理。

　　可以说“慢人”之“慢”不仅仅在于行动上的迟缓，更在于精神状态上的萎靡，乃至再剧烈的突然刺激都无法唤醒，于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采用了不间断的、絮絮叨叨的推拿疗法。这疗法没有多少胜算，因为从天而降的残疾必然会让人从此无比脆弱。但至少值得一试，好比日复一日地护理患麻痹症的肌肉，你心里不能不怀有奇迹不会发生的思想准备。

　　然而这种疗法却全程摆在了读者面前，于是不免感叹：库切是不是也太慢了点？小说的开放型结尾是：玛丽亚娜的儿子给保罗·雷蒙特改装了一辆可供残疾人代步的小车，退休摄影师似乎获得了自车祸以来最好的心绪。写得很不错，只是相比于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进入故事的时间而言，还是显得来得太迟。对小说的结局而言，库切显得过于倚重伊丽莎白了———精神推拿疗法的过程对于其本身的教诲而言，实在是漫长而枯燥。雷蒙特失望、沮丧、犹豫不决，为了描写这样一个“慢人”的微妙变化，库切采用了一种很考验阅读耐心的方式。他的心意到了，就是到得慢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