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白求恩慷慨激昂地谈论如何打败佛朗哥极其法西斯政府，最后却因间谍嫌疑被赶出西班牙。在被迫离开西班牙回到加拿大后，白求恩一度对生活失去了激情和信心。在温哥华，白求恩从各方面获得来自中国的消息，这些关于战争与死亡的不幸消息让他想起了马德里。白求恩最终走上中国之路，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斯诺《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两本关于中国的著作的影响，而“到中国去”的信念也让白求恩重新找回个人使命感。

　　“上路了”

　　到中国去的激情减轻了西班牙之旅带给白求恩的压抑情绪。他在离开加拿大前往中国之前给援助西班牙的同志诺尔曼·李的信中热情地写道，“加美赴中国医疗队上路了！”“那里是多么迫切地需要我们，其程度超过了西班牙。”而在“亚洲皇后号”上写给朋友玛丽安·斯科特的纸条上，白求恩像个孩子一样写道，“我现在特别高兴，特别快乐。”

　　这支由白求恩、琼·尤恩和查尔斯·帕森斯组成的加美医疗队经过近20天的海上颠簸后，于1938年1月30日抵达香港，然后坐飞机奔赴千里之外的武汉。此时的武汉虽然名义上是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但随着长江上游诸多城市的丢失，武汉也危在旦夕。到达武汉后，医疗队也被告知只能为国民党政府服务。白求恩应国民党之邀参观了武汉的几所陆军医院。白求恩在那里发现，伤兵们没有更换的衣服，没有干净的被褥，身上绑着浸着脓血的绷带，日复一日无人过问。看到伤兵所处的惨境，白求恩决定留下来，赶紧救治伤员。

　　战斗日益频繁，医护人员非常缺乏，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破坏，连绷带、纱布等常用医药品都很少，很多战士忍着伤痛坚持战斗，有的伤员因得不到及时治疗痛苦死去。白求恩立即电告加拿大和美国有关方面，那边很快寄来3万件绷带和其他外科用品，并寄来600件救济难民的衣服，备足的绷带用了3个月。

　　“长征”

　　白求恩最终选择将医疗队开赴延安和八路军边区，与周恩来的盛情邀请有关。医疗队到达武汉当晚，周恩来亲自看望了白求恩一行三人以及史沫特莱。但在是否前往延安问题上，医疗队内部产生了分歧，加美医疗队队长查尔斯·帕森斯最终原路返回美国，而尤恩决定跟随白求恩前往延安。

　　1938年2月初，白求恩和尤恩以及来自加美的医疗援助物资开赴1200公里外的延安，尤恩后来在回忆录中将这段艰苦的旅程形容为“长征”。在从武汉去西安并辗转前往延安的途中，因为通信不畅，白求恩的医疗队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在他离开武汉十天后，就有记者拍电报给美国报社，说他已在内地被日军俘虏杀害。1938年3月12日出版的《芝加哥论坛报》也刊登了白求恩被日军杀死的新闻。纽约、汉口和延安三地罕见的通力合作寻找这位来自加拿大的医生。白求恩1938年2月14日在写给多伦多《号角日报》的信中，则详细记叙了沿途的所见所闻。“在上周，这里的车站和周边城镇遭到了密集的轰炸，城市严重受损，有180人死亡。”“昨天早晨有空袭警报，我们都躲到了田地里。”虽然路途遥远艰苦，但在这封寄给《号角日报》的信中，白求恩依然表现出高昂的斗志，“我们精神抖擞，身体状况很好。我们期待着与八路军的同志合作，为他们服务。”由于日军的迫近，医疗队被迫放弃火车，改走小路前往西安。

　　2月22日，医疗队在八路军向导的带领下前往山西五台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但数天的路程在日军骚扰下成为一场噩梦，数天的路程最终花了整整一个月。白求恩后来将这段“长征”详细地叙述下来，并于1938年以《从汉口到西安》之名在加拿大发行。

　　而这段旅途已经让白求恩见识了八路军根据地军民对医生的渴求，沿途经常见到数百名伤兵组成的队伍，令白求恩感到惊讶的是，他们中没有一个得到很好的护理。“在离开临汾后的4天内，我们没有见到一个卫生官员，没见过一辆救护车。”

　　沿途伤兵的增多意味着与日军的距离越来越近，白求恩也难免担忧自己的前途，“假如我越过大半个地球来到这里，还没找到八路军就被俘虏，那真是太窝囊了。”1938年3月4日，这支队伍抢在了日军前面渡过黄河摆脱困境。3月19日，医疗队终于到达西安。到达西安时的白求恩已经不再是那个衣冠楚楚的观光客了，“我的天！真像过了一百年。”在西安休整的数天，白求恩相继结识了朱德和林伯渠，并开始筹划加美医疗队如何为中国人民提供有力的帮助。

　　白求恩和尤恩在3月下旬离开西安，月底顺利到达延安。白求恩对毛泽东说，他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在前线照顾伤员。

　　“75%，是表示能救活伤员的实际比例吗？”毛主席问。“至少如此。”

　　白求恩在延安住了三周，八路军领导人希望白求恩在相对舒适的延安开展工作，但白求恩一再表示“我不是来享受的”。面对倔强的白求恩，八路军卫生部的同志只好报请中央批准，同意他去晋察冀前线。1938年4月24日，白求恩和同样来自加拿大的医生理查德·布朗前往晋察冀军区，开始他在中国最伟大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