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刘德华在北京出席“2006肝炎防治宣传教育活动”，并受邀担任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乙肝防治宣传大使”时自爆：“我有两种病，胆固醇高是遗传的，还是乙肝病菌携带者。”而且“我从来没有因此而羞于见人”。

　　明星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有病，这在国内如果不是首个，也可能是为数极少的一位。然而正是这种极少的言行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和示范的榜样，有利于消除疾病歧视和帮助人们战胜疾病。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先从另一个事例谈起。

　　1988年韩国汉城奥运会上，美国“跳水王子”洛加尼斯在倒数第二跳时头碰到了跳板，头皮擦伤并流血。奥运会结束后不久，洛加尼斯才对外公开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虽然同台竞技的其他运动员并没有受到感染，但是洛加尼斯还是受到美国和世界舆论的批评，因为他在比赛时隐瞒了自己被HIV感染的真相，很有可能让别人不防而染上HIV。

　　当然，洛加尼斯公开承认自己是HIV感染者是需要勇气并值得称赞的，但是隐瞒自己染上病毒的真相却有违一个公民的公德，而且也不符合生命伦理的基本准则之一：不对他人造成伤害或可能的伤害。刘德华敢于公开承认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则表明，他既随时注意自己的病情不要造成对他人的伤害（传染），也表明他对待疾病的坦率态度和为人的真诚。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公开承认自己患老年性痴呆一样，作为公众人物的刘德华承认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能产生较强的感召力，号召全社会重视乙肝等可能危害所有人的疾病，增强人们同疾病作斗争的信心。因为，疾病是不认人的，可以随时随地和以十分偶然的机会感染任何人。所以，患病并不是耻辱。

　　为什么相当多的人在患病时都会本能地掩盖患病真相，甚至讳疾忌医呢？历史上除了政治和宗教迫害外，恐怕要归因于一个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尽管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如美国，公众有相对更高的科学素养，但同样免不了对疾病，尤其是对严重的可传染的不治之症和精神疾病的歧视，所以洛加尼斯不得不想方设法避免歧视。如果承认自己染上HIV，其后果是可能参加不了比赛，以及其他方面的歧视。

　　而在国内，传统文化和现有的一些制度安排都对患病者实施了更多的歧视。在文化上，直到今天，比如“你有病”和“神经病”仍然是骂人和歧视人的言语。在这样的文化下，如果自己承认有病，尤其是不治和难治之症，如艾滋病、乙肝，以及精神病，不是自寻苦恼，自找不快么？

　　而从制度安排层面来看，现实中对病人在上学、就业、保险等方面的歧视也使得相当多的病人不得不隐瞒自己的病情。比如，2003年1月浙江大学毕业生周一超参加公务员招录考试，在顺利通过笔试、面试后，由于“乙肝小三阳”而未能通过体检。由于感到受歧视而怀疑招录工作的公正性，周一超持刀杀死了一名负责招录工作的经办人。紧接着同年又发生了张先著状告安徽省芜湖市人事局的“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因张先著报考公务员成绩第一，但查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而不予录取。

　　尽管现实生活中对乙肝或其他病人的歧视正在慢慢突破，但毋庸讳言，对病人和病毒（菌）携带者的歧视还大量地存在着。而今天刘德华公开承认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并担任“乙肝防治宣传大使”无疑是中国1.3亿乙肝患者、病毒携带者的福音，也是明星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的典型，能坚定和鼓舞人们与疾病作斗争的信心。

　　只有当一个社会不再歧视病人时，才会从根本上鼓励人们战胜疾病；也只有一个社会不再歧视病毒携带者时，才不会让病人隐藏和隐瞒病情，从而有效制定防范疾病的措施；也只有当一个社会不再歧视病人之时，这个社会才称得上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