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心理系教授张结海发出“网络通缉令”，要求将一位与多位中国女子发生关系，并在自己的博客上用侮辱性的语言描述这些中国女子的“流氓外教”逐出中国。

　　这位“流氓外教”的博客现在只有获邀者方能观看，目前无从得知具体的言辞如何，从现有披露的消息看，似乎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他有触犯法律的地方。或许正因如此，张教授才会采取“网络通缉令”的形式，试图对其进行道德上的“审判”，进而将其逐出中国。

　　“网络通缉令”今年特别多。从虐猫女事件、铜须事件到比基尼功夫少女事件，网络的便捷让人们通过蛛丝马迹，集合众人之力，将主角挖掘出来，或将其个人信息公之于众，或对其单位提出要求，甚至逐人出国。按照朱大可的话说，这是一群蒙面的道德民兵，以话语为武器狙击那些被认为有罪的道德猎物。

　　性的话题在当下中国已经不再羞羞答答。此次“流氓外教”事件到底是因为“外教的中国性生活”充满吸引力，还是民族主义思维针对“外国人”，以及传统的男权主义思维针对“玩女人”所致，难以辨明。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发“通缉令”这种形式就已经将自己置于道德制高点上，相形之下，由于面临“反道德”的危险，其他意见也就显得不堪一击。这是乡土中国的传统，在法治难及处，传统道德取而代之作为补充。而令人疑惑的是，何以在现代网民之中仍旧时不时出现这种抢占道德制高点的模式。

　　这一来是因为成本低廉，只是将敲击键盘当作话语子弹。二来是抢占道德制高点有好处，在网络上言论就获得了一种可靠的保证，而且别人反驳也不足一提。对于发起者而言，获得了跟随者的尊重，这是马斯洛需求理论中高层级的需求。而对于跟随者而言，往往能获得一种群体认同，这是另外一种需要了。

　　“网络通缉令”完成了这两者的需求，而一开始被通缉的对象也在网络上寻求同样的需要，这是发网络通缉令的人们没有意识到的。两者的需求并没有什么不同，也不分高下。仅就此而言，没有谁更有道德上的优势，网络通缉令真假难辨，却可以表明一个人的道德水平。网络通缉令频频且效果不佳，正说明了道德一上网，就不再像康德说的那样被仰望，而是被用来当成一种借口来限制别人的行动了。

　　我们注意到，在各种自由言论通道中都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美国的传媒界就充斥着混杂的声音。在言论工具由精英专有转向平民化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的整体文明水平不高，言论工具被迅速粗俗化。政客斗争、同业竞争以及其他各种利益冲突，使之变成了充满恶意中伤、人格侮辱的污秽之地。其后随着各方意识到这一状况的危害，这一情况才逐渐改观。这种情形无法通过行政手段来加以限制，当然也不可能指望通过某几个精英循循善诱，就能完成将哄客转变为高素质的人才。

　　我们认为，网络社会的言论混乱状态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坐视“网络通缉令”事件的不断发生。事实上，面对此种情况，我们并非无计可施。一方面，应该通过各种实践渠道，提高中国民众的民主素养和社会道德修养，提高公众使用言论工具的水平。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积极推动中文互联网的内容建设，冲淡单纯意义上的“性”话题在互联网文化生活中的影响。

　　在可见的将来，网络上的道德审判还会进行，理性反思的言论也可能会逐渐增多，两者可以在网络这个平台上竞争自己的言论市场。只有通过这种充分的竞争，才可能最终消除“网络通缉令”带来的过激网络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