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性学家李银河连续就性方面的敏感话题发表了言论，引起许多人在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一通热评，有一些评论的确刺耳，尤其是在网络媒体上，一些网友对李博士甚至有人身攻击，这明显是错误的、不尊重人的情绪表达。但也需要指出的是，李银河本人作为公众人物以及著名学者，应该预料到这样的结果，因为同性婚姻、一夜情、多边恋、开淫乱Party毕竟是滚烫的话题。并且，一夜情、多边恋等等事情也不只是李博士本人在社科院楼里研究的纯理论课题，这些都是当今中国社会、家庭、个人面临的实际问题，自然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回应。

　　虽然李银河的言论遭受了极大的反对，但也不乏支持者。前两天就在一个门户网站的评论频道首页读到一篇标题为《又是一个布鲁诺，请将李银河烧死在鲜花广场吧！》的文章，该文章作者认为反对李银河言论的人要“烧死”李银河，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为什么，为什么在中国发言这么困难？！为什么，为什么在中国学者提不出新观点？”

　　李银河的言论的确遭受到许多抨击，但如果说李银河发言困难，那却是不实之词。实际上，在性解放上，李银河是中国最有发言权的人。前一阵子，李银河开始规定对她的采访要收费（一个小时500元，相当于我老家那些纺织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采访收费来限制让她发言的媒体。此外，李银河可以在国家级电视台上开性解放的讲座，李银河还担任着中国社科院家庭研究室主任，此职务给了她更多的发言权力，也更具权威性，再加上美国获得的博士学位，李银河发言的权力是可想而知的。

　　李银河不仅拥有一种特殊的发言权力，并且，在当今中国挑战权威的时代，除了一些网友的愤怒外，李银河在性学方面的权威受到的挑战的确不多。我不知道与李银河一起供职于社科院家庭研究室的同事中，是否有不同观点的性学或家庭研究专家，比如，有没有专家认为一夜情对家庭的稳定不利，呼吁人们克服一点自己的欲望，不要去行使一夜情的权利。还有，是否应该有专家出来讲，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播也与随便的一夜情有一定关系，比如非洲的艾滋病最严重并非完全是因为那里的贫穷或者西方国家提供的安全套不够，而于那里的性关系太自由和随便的观念和行为有密切关系，中国在性病以及艾滋病防治方面的形势也不可以掉以轻心。

　　前一段时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卫·布鲁克对非洲国家艾滋病的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在《纽约时报》撰写了题为《与艾滋病争斗的智慧》的专栏文章，布鲁克在文中指出，西方向非洲国家提供了许多医疗设备，但只靠这些技术措施与艾滋病争斗是绝对不够的，因为技术的手段只能治疗艾滋病，而防止艾滋病却更应该靠人的行为的改变，比如有矿工在外面搞一夜情，染上艾滋病毒，回家又将艾滋病传给自己的妻子，那里还有学生为了好成绩与老师发生性关系，有女人为了打一通手机，与男人发生性关系，这样的行为不改变，只靠技术措施是难以改变非洲艾滋病的严峻形势的。当然，布鲁克同意安全套在防止艾滋病上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他更认为一些非洲国家正在实行的ＡＢＣ却是更有力的措施，Ａ就是节欲（abstinent），Ｂ就是忠诚（befaithful），Ｃ就是安全套（condom）。

　　那么，中国有没有研究家庭、婚姻的专家出来与李银河的观点进行一番探讨或者辩论，是否也可以倡导以上的ＡＢＣ？人的权利与责任、后果是紧紧相连的，人们有一夜情的权力，但也有由此带来的责任和后果。很明显的是，李银河从美国学成归来，可能有一种使命感，即要为中国人多争取一些性方面的权利。其实，在我看来，过去二十几年来，在所有的权利中，中国人在性方面的权利得到最大的改善，需要更多改善的是其他方面的权利。二十多年前，虽然领了结婚证，但在举行完仪式前，俩人也不一定有胆量住在一起，如今，城市里不同居就领结婚证已经不很正常。当然，可能在李银河看来，中国过去二十几年在性方面的突破还不够，需要进一步落实中国人在性方面的权利。我同意成年人有两厢情愿的一夜情权力，但我同时认为也应该有婚姻、家庭方面的专家对一夜情等话题在社会、家庭责任方面予以补充。

　　在一个自由、法制的社会，人们在各方面享有法律保护的权利，中国社会也无疑需要在各个方面进一步落实公民的权利。毫无疑问，李银河是中国争取性权利的先驱者。但是，在一个有充分权利保障的社会，人们需要对自己的权力的使用有一个道德、社会、家庭责任以及后果的判断，在一夜情的权力方面，成年人也应该有所限制，尤其是对于已婚的成年人来说，应该有更多的自我约束，因为一夜情除了能满足个人的欲望以及性权力外，对社会和家庭不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更有性病以及艾滋病传播上的可能。

　　李银河不会成为中国当代的“布鲁诺”，但是，与李银河观点的辩论却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