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足球解说员黄健翔在转播世界杯意大利与澳大利亚一战时上演的激情秀，惹出了麻烦，闹得自己的饭碗也受到了威胁。如果说当时他是一时失态的话，那么他事后道歉、解释时所说的话，则是遵循社会认可的话语格式。如果说他的失态是个人问题的话，他对失态的解释则颇能说明我们社会接受什么，多少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心理。

　　黄健翔的解释有两点。第一，他对意大利队比较熟悉，希望意大利出线，使以后的比赛好看一些。第二，他不喜欢澳大利亚队。因为澳大利亚队太像1981年世界杯预选赛中淘汰了中国队的新西兰队。这样的球队晋级，对日后的比赛没有好处。另外，澳大利亚以后参加亚洲赛区的比赛，很可能会欺负中国队。

　　我们不能不说，这样的想法，在国内的球迷中有相当的代表性。记得4年前，一位在中国看了世界杯转播的美国朋友问我：“你们中国人怎么不希望弱者赢？”我当时无言以对，但这个问题一直留在心中。如今听了黄健翔的解释，终于找到了解答的线索。

　　中国人看球，和美国人看球有个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是看客，很多人喜欢热闹，但自己不参与。一个不参与的观众，自然喜欢场面越好看越好。所以，中国的许多球迷，都不希望强队被淘汰。央视转播世界杯的专栏叫“豪门盛宴”，反映的就是这样的心态。如果连澳大利亚这样的队也来赴宴，那还叫什么豪门呢？

　　美国人看球不同，总喜欢弱队赢，特别是看世界杯。开始，我以为他们不懂足球。后来才明白，那些看球的，常常都是从小踢球的，段位甚高；哪怕一个女孩子，也能玩出一连串漂亮的过人动作。观察得多了，读的有关书报多了，慢慢领悟到其中的真谛。

　　这也是我在新书《精英的阶梯：美国教育观察》中讲述的故事：美国的教育，特别注重体育。其目的不仅是锻炼身体，而且还在于培养人格。这也许是中美之间最大的一个文化隔阂。中国的孩子到了美国，学习一般都很出色。但是家长很少让孩子在体育上花费太多时间。美国主流社会的家庭，则一定要让孩子在运动场上跌打成熟。这是他们社会化的重要过程：你要知道怎么努力创造奇迹，怎么与人合作，怎么尊重规则，尊重对手，怎么接受失败。

　　也正因为如此，体育对许多美国人来讲，就是一个挑战自己的极限的机会。体育培养的，就是那种想别人之不敢想，为人之不敢为的勇气和血性。比如几年前，一个上海女中学生到美国作为交换生读书。她仅练了一周的曲棍球，就代表校队上场，竟一下子连过数人，射门得分。这一经历，成为她后来被哈佛录取并拿到全奖的重要因素。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人崇拜什么。所以，美国人看球，常常认同弱队。因为弱队在做一些别人不敢想，不敢干的事，因为弱队在挑战自己的极限。一个真正参与运动的人，看球时也好像自己在场上。他的视点和纯粹的观众不同，不图场面的好看，追求的是体育的精神。

　　体育作为一种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恐怕还不是激励人们怎么去赢，而是怎么对待失败，怎么尊重对手。我曾反复讲世纪经理韦尔奇小时候的故事：他打冰球失利，正垂头丧气地和队友走向更衣室，母亲突然半路杀出来，揪住他的领子吼道：“你要学会怎么当个失败者！”这成了他终身受益的一课。受过这样教育的人，一般都能在失败中保持自己的尊严，保持对对手的尊重。比如这次美国队被加纳淘汰，本来输在一个误判的点球上，场上美国队也略有些优势。但是，美国人对加纳队充满了敬意，不仅对其技艺赞不绝口，而且现场解说员频频为加纳队得的黄牌打抱不平，哪怕人家把美国的队员铲得人仰马翻。

　　我们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就无法对待自己的失败。四分之一世纪前新西兰队淘汰了中国队，黄健翔咽不下这口气，一定要找澳大利亚当替罪羊。同时，因为预感到中国队踢不过澳大利亚，没有交手就先恨起来。这样的人，在西方社会没有人看得起，自己也抬不起头来。但黄健翔居然说得出口！可见，中国的体育教育是如何缺乏，乃至最人气的体育解说员，也对体育的基本精神一无所知。

　　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需要能动的人，而不是看客。体育是塑造一个竞争社会中能动的人的最好手段。可惜我们的体育主管部门和公众，对体育的教育功能都缺乏足够的理解。这不仅会让我们踢不好球，也会弱化我们的国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