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和意大利争夺2006年世界杯冠军的前两天，巴黎欧洲一号电台的专题节目接上了他们在巴勒斯坦加沙的特派员。加沙的动荡和战火没有因世界杯而暂停，巨型转播屏幕自然是遥不可及的。但当法国记者将他们的一架黑白小电视机转向门外后，民众很快聚集。法国队的灵魂球员齐达内稍一碰球，加沙黑白小电视机前的民众便兴奋颤抖；齐达内射门得分，他们便大力鼓掌欢呼。巴勒斯坦人的悸动，也是由于这个球队的多族裔组合：黑人、白人、黑白混血，全都是法国人，为同一个目标奋斗。加沙的居民不禁感叹：他们为什么无法拥有这样的和平共荣！

　　这个巴勒斯坦加沙人看球赛的报道很能说明足球赛在地缘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今天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在世界杯足球赛的热潮中，一本曾被出版社再三拒绝的书《足球与全球化》终于借势流传。作者帕斯卡尔·伯尼法斯是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所长，出版过40本有关地缘政治问题的著作，也是联合国秘书处限武咨询委员会成员。他在书的引言中说，2006年的6月9日，当世界杯足球赛的口哨吹响时，他将回到童年，再变成一个十岁小孩子。

　　这是他个人的狂热爱好，而他发现，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依然对足球这种大众运动十分鄙视：您看，连手都不用嘛！球员不过是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壮汉，而球迷是聚众闹事的“酒鬼”。知识分子的这种反应也许隐藏着一种妒忌的心理：球员如何能够成为年收入千万欧元的世界名人？伯尼法斯感到有义务将他的专业研究和足球结合，从地缘政治和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令全世界震撼的足球现象。

　　根据他的分析，巴黎十六区高级住宅中的人过去是绝对不看足球的。这是一个矛盾，现在足球运动因电视的广为传播（天文数字的广告收益）而“富贵”起来，因为不再那样草根和庶民性，使得贵族后裔及资产阶级觉得比较能够接受了。随着法国队在历届世界杯中不断累积胜利纪录，关注足球也逐渐变成自视甚高的法国高层社会一种合宜的风尚──即使直到1998年拿下法国队第一座世界冠军金杯，上足球场看球的仍是真球迷，而不像网球赛观众席上的名流，是为了“被人看”。

　　伯尼法斯长年在中东局势、恐怖主义和美国对外政策等“令人抑郁”的问题中打转，他感觉，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足球现象真是个“空气清新舒畅的新天地”。他首先指出，足球是全球化的最后实现地，今天没有任何现象比足球更要包含广泛和全面，这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帝国”，和发明现代足球的英国在殖民全盛时期一样“旗不落日”。

　　今天就全球来看，美国是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帝国，美国人对世界的掌控是过去任何强权都不曾做到的，但就影响和受欢迎的程度而言，足球要更为普及得多。现今“全球化”或“整体化”已变成一个流行名词，由于方式的改变，无论讯息的传布和人员的流通，都彻底推翻了原有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在这个地球村中，足球因为规则简单，易于在任何场地从事，人数不需严格限制，甚至可以单独自娱，而传布迅速、深入民间。最重要的，和其他运动不同的是，足球的精神是在个人互动和团队表现的融合中得到焕发的。

　　这次法国队负载着2000年欧洲杯之后一再溃败的心理创伤，而能越战越勇，最终打进决赛，就是个人才华和集体能力水乳交融的最佳例子。法国队进入决赛后透露，队员间这次的秘密口号是“同生共死”。教练多梅内克说，这本是部落作战时“发自内心的吼声”。足球和战争被谈在一起，不论是记者描述时的借意还是球员与观众的潜在心理，其实并非偶然。伯尼法斯这本书的第三章便是：“要世界杯足球赛，不要世界大战”。国际足联寄望世界杯和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发挥促进世界和平的功能，而从古代军事训练中延伸出来的体能技艺竞赛（现代的“运动”），最初也是以“消耗体力，避免发动战争”为目的。

　　但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运动场上的胜利往往被当权者套上政治意义。二战后的冷战也不光在古巴、越南和柏林围墙前进行，同时也在运动场上。1934年的世界杯上，西班牙对阵意大利就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共和国对抗法西斯，而在1996年的欧洲杯上，英国和德国在半决赛中争胜负，十分严谨的伦敦泰晤士报也有“足球，是用另种形式进行的战争”之语。

　　1982年世界杯半决赛的法德对决，是法国人集体记忆中的一个伤痕，法国后卫巴蒂斯顿被德国守门员舒马赫打成重伤，昏迷中紧急送进医院。德国守门员这个蓄意的粗暴举动让法国人想起德国在1939年违背比利时中立条约，或纳粹政权之霸道无理。这种基于爱国心理所产生的怨恨又碰到当时德国的经济强势、马克稳固、社会繁荣，而法国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打击下步履踉跄，更是相形见绌。但是，法德关系并没有受到这个球场事件影响，密特朗和科尔继续携手建设大欧洲。可见在现实中，足球毕竟只是运动，何况要化解前嫌，没有什么比一场友谊赛更有效了。

　　这次齐达内在法国力克葡萄牙后，与葡队的菲戈拥抱，穿上对方的红色球衣，还有他在法国和巴西开赛前几秒钟，仍不忘与罗纳尔多亲颊招呼，齐达内当时的灿烂笑容才是真正的足球精神。作者系联合报系《欧洲日报》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