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假如我能碰到木心,我会问他这个笔名的含义,关键是这“木”,到底是参天大树、茂密森林还是心如槁木的槁木。他的文笔是文大于笔,哪怕是七老八十时写的文字,也与一般老人的枯槁截然不同,生机勃勃,郁郁葱葱,内含激情与灵动,有时洋洋洒洒,一泻千里,有任我纵横、舍我其谁的气概。 而他那些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的短制,作为思想的结晶或截面,总给人欲言又止、意犹未尽的感慨。作为阅尽沧桑的老人,他有太多的情思要表达;而他又偏爱简洁的文风,所以我们经常会读到他一串串的杂感。这种思维方式和行文方式很像尼采和早期的鲁迅。
对浙江同乡鲁迅,木心没有直接的褒贬。他年轻时搞美术,而且喜欢纯粹的美学,由西洋舶来的现代美学;所以对中国现代文学是相当陌生的。后来他去了台湾,像鲁迅这样优秀的左翼革命作家,在台湾是名字都不能见光的。所以,木心想补也没有这门课。况且,他可能压根就不屑于补这课。在并不年少轻狂的年龄,他曾经以轻慢而狂妄的口吻说:“中国现代文学史,还得由后人来写(那就不叫‘现代’而是以‘世纪’来划分了)。目前已经纂成的,大抵是‘文学封神榜’、‘文学推背图’。”他在文章中很少提到中国现代作家,包括鲁迅。
钱锺书也很少提到包括鲁迅在内的其他中国现代作家。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拿木心来比钱锺书呢?不可。首先,钱锺书是入了木心所鄙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他本人作为现代作家,而不提别的同辈同行,有其个人的甚至意气的因素在,他对同辈同行们不是不了解,而是太了解。木心虽然只比钱锺书小10岁,但他是老来弄文学,年轻时只是一个随心所欲的文学接受者而已,所以算不上现代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缺乏了解也未可厚非。其次,木心的确也够得上博学的美誉,尤其熟悉西方的美术和随笔,但他的博学更多地表现为阅历,而不是知识,广博的架子是搭起来了,但对许多作家作品他只知道个大概而已,略高于中学生;而他就敢于进行评价甚至批评,大刀阔斧,东一榔头,西一榔头,这也类似于中学生的做法。但钱锺书的博大连带着精深,尤其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熟门熟路,是木心们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木心对中国现代和古代文学的了解都很有限。所以,我最不能同意他的徒弟陈丹青对他的颂词,说他是唯一一位赓续了五四乃至古代传统的文人。也许,陈丹青所接触到的五四乃至古代传统只是木心所提到的那些而已,所以他那样武断。我想,他更多的说的是木心的言说方式。但是,哪怕从这个意义上说,木心也轮不到唯一。
木心对尼采是心许的、服膺的,他喜欢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捕捉突然迸发出来的念头(未必是思想),他的书里有大量的警句,如“迷路于大道上的人嗤笑迷路于小径上的人,后者可怜,前者可怜且可耻”。关于尼采,他说过这样的貌似高深的话:“早有人说尼采主义在于尼采之前,我指的是尼采主义之前的那个太朴初散的尼采,亦即尼采之后的透视尼采之大不足的那个尼采。”那么,尼采主义到底指什么?以木心而言,主要指的是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他曾多次探讨这两类主义。如:“人文主义,它的深度,无不抵于悲观主义;悲观主义止步,继续而起舞,便是悲剧精神。”好一个“悲剧精神”,差不多是尼采的专利啊。再如:“新鲜的怀疑主义者把宿旧的怀疑主义者都怀疑进去了。”尼采就是这样的“新鲜的怀疑主义者”。
鲁迅和钱锺书的精神内核,恐怕也是怀疑加悲观。木心是善于抓住精神内核的。他的天才和厉害就在这里。
(木心,本名孙璞。1927年生,浙江桐乡乌镇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毕业,曾任杭州绘画研究社社长、交通大学美学理论教授。1982年移居纽约,从事美术及文学创作。——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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