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瞩目的高莺莺案，警方复查结论出来后，引起社会更广泛的质疑，在各大门户网站上，绝大多数网民的评论，均对这个复查结论表示强烈质疑。不信任的空气像幽灵一样四处弥漫。许多人关心的并不仅仅是高莺莺是否自杀，而是因何自杀。

　　而人们质疑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是否对结论认可，而在于其中的程序正义无法满足人们的期待。比如复查专案组成员绝大部分仍然是原班人马，襄樊市公安局等没有回避，而是直接参与了专案组的工作。

　　也许我们应该从高莺莺案中抬起头来，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思考冤假错案的生成和纠错机制。

　　众所周知，现有体制下，一旦冤假错案生成，要想纠错，则困难重重。首先，它要借助外力才行，比如上级机关的直接干预，比如新闻媒体的披露曝光。但这样的概率不大，因为现有机制下，公民表达的渠道还是有限的。一个眼前的例子是：为将“个人委屈”反映到国家领导人那里，江苏籍农民刘美祥自制了两把手枪、六发子弹、一枚炸弹，在北京府右街制造了一起震动京城的持枪劫持公交车案。8月22日，西城区法院对刘美祥进行审判，法庭将择日宣判。而刘美祥的冤屈其实很小，他告诉法官，几年前，他在福建开三轮摩托车没交养路费，被当地交通局查扣了车，还挨了打。当他带着刀去交通局要车时，被警察抓住并拘留。“后来我四处上访，又被送回老家拘留，我只能这样干。”为此，他于去年底徒步一个多月进京，来到北京后，依靠乞讨或捡破烂维持生计，然后伺机作案（《华夏时报》8月23日）。从报道看，刘美祥也并非偏执甚至丧心病狂之人，从一个细节即可证实：与他一同受审的有为其提供炸药的徐征华，刘美祥没有为自己的劫车行为作辩解，反而替给自己提供炸药的徐征华求情：“他不知道我要火药干什么，他上有老，下有小，判了刑他们家该怎么活呀？”

　　其次，即使排除困难，引起了上级机关或媒体的干预或披露，错案被纠正的可能性问题也不容乐观。因为每一个案件的复查，牵涉到的不仅仅是案件本身，还包括当初的办案程序以及责任归属。佘祥林案复查过程中，就有一名当初的办案民警自杀身亡，死前致电妻子称“压力大”。这就让原有的办案人员可能为了逃避责任而千方百计掩盖问题真相。更何况，由于我们的机制缺陷，今天我们对于案件的复查往往并没有严格的回避制度，结果陷入“自己查自己”或者“同事查同事”的悖论。不久前就有一位业内人士感叹，制造一个错案很容易，但纠正一个错案至少要几十个章。而那些力排众议纠正错案的办案人员，更是一路披荆斩棘要得罪数不清的同行、同道甚至同事。

　　我们现在在公检法机关普遍实行了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大的体制环境没有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实行这样的制度初衷虽好，却无益于减少和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因为有些时候，相关人员只能“听命”，否则即有“下岗”的危险；而在错案既成的情况下，该制度对于错案的追究可能反倒是个阻力，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反而会使当初的办案人员用更多、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当初的错误。

　　中国古代百姓有“屈死不告官”之说，足可见官民博弈中公民一方的绝对弱势所在。而西谚则有云：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对社会的危害大于十次严重的犯罪。因为后者是在纵容犯罪，而且是在鼓励权势或违法犯罪人员对法律的蔑视。从根本的制度建设上防范冤假错案的生成，是一个国家法治原则的体现，亦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官民之间的基本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