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0岁、已移居香港的孔德墉日前在接受早报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说，不分族人性别、民族和国籍重修家谱，是1996年他在曲阜召集会议时，经家族中5个近支的19位到会兄弟一致同意后作出的决定。我注意到，他提到的与会族人全是“兄弟”。在我看来，这个微妙的细节事实上恰恰印证了上海谱牒学研究会副会长钱杭的观点：族谱的编写方式从来都不是对妇女的社会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象征。妇女对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的程度和机会受到系统的限制，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但我也分明可以感受到电话那头老人发自内心的感慨：“我们在商量这项工作的时候，深深感到封建家庭不合理的事太多了。女孩嫁给别人和我们娶了妻子有什么区别呢？……既然整个社会都讲男女平等了，我想家庭中子女当然也应该是平等的。”

　　孔德墉认为，在现实中，孔子后裔里的许多女性在社会上已成为精英，在自己家族的谱系里依然将其排除在外肯定是不合理的。“又比如浙江有个叫孔德沚的孔子后裔，嫁给了茅盾，这一情况在地方志上也不一定有记载，但在我们新修的家谱上就能看到。”对钱杭关于“女性入谱有可能打乱世系”的担忧，孔德墉表示，事实上，两千多年来的孔氏族谱中，由于“外甥过继”和“女婿入赘”，也曾不可避免地发生这一问题，所以，不应由“女性入谱”来为世系的不纯洁性背负所有责任。

　　在最近百年，文艺作品中创造的新女性成为国家未来的象征。今天，孔子家族似乎也在这种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中，成了一架衡量的杠杆。孔门女子入谱就等于孔门女性地位提高，孔门女子强则天下女子强？孔门女性入谱则孔子世系始乱？

　　无论如何，绵延两千五百年来规则的打破，多少让我们看到人心中已经形成的共识。孔子家族也许影响不了我们的时代，时代的进步变迁却毕竟在这个家族的谱系中留下了永远的印迹。东方早报文化新闻部记者陈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