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旅游业和经济文化业的迅猛发展，一种与时俱进的写作行为———“行走写作”也呈现出繁荣的态势。所谓“行走写作”，即指一种带着明确的写作目的或任务的旅游写作，写作者以自身体验、见闻、知识的扩张来为读者提供一种新视野和新感觉，是写作体系的一个分支。其文体可分为文学体和实用体两大类，文学体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影视戏剧文学、神话、传说、典故等，实用体包括广告词、导游词、景区介绍、游览须知、题词、楹联、碑文等。其中尤以散文为写作者和读者所共同钟爱。

　　“行走写作”古已有之，当今更是成为作家、写作爱好者和旅游者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时髦的生活行为。

　　纵观中国文学几千年，产生过众多的以散文为主的“行走写作”名家名篇。汉代司马迁，少时即好出游，20岁以后有目的地周游名山大川，考察风土人情，采访旧迹史料，后又随汉武帝巡游漠北、山东等地，并受命巡察西南诸夷，几乎走遍了当时汉朝的版图，成为名副其实的走遍中国第一人。他收集的大量资料及丰富的见闻，为写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书中的“七十列传”是一些精美的写人记事散文，为后世学习的典范。可以说，司马迁不是一个呆在书斋里寻章摘句的书生，而是一个“行万里路”的身体力行的作家，开创了“行走写作”的先河。北魏郦道元同样带着任务考察了全国的江河湖泊，写成《水经注》一书。这既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历史、地理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山水散文汇集，堪称我国游记文学的又一典范，比如《三峡》便是其中脍炙人口的散文佳作。唐代柳宗元就深受《水经注》的影响，他不朽的游记散文名篇“永州八记”就直接受到了该书的滋养。明代旅行家、作家徐弘祖30余年游历半个中国，尤其是4年多历尽艰辛的西南之行，成就了一部影响整个世界的伟大著作———《徐霞客游记》，达到了“行走写作”的一个光辉顶点。此外，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清代姚鼐的《登泰山记》等，亦为传之不朽的游记散文佳作。

　　现当代作家群中，以“行走写作”而著称的也有不少。台湾女作家三毛，年轻时在欧洲游学，将所见所闻写成一篇篇的游记散文寄回台北的一家报社，发表之后吸引了众多的读者。报社为她开辟专栏，使她一举成名。她将那些散文结集出版，名为《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骆驼》等。后来她又独自去中南美洲旅行，走一路，写一路，“她把对异国他乡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自然景观的描写穿插在作品中，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浓郁的异国情调”(曹惠民主编《台港澳文学教程》)，这就是她后期的代表作，散文集《万水千山走遍》。学者、作家余秋雨，早年利用外出开学术会、讲学等机会游历，凭借着渊博的文史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将眼中的自然山水化为心中的“人文山水”，叙写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结构，成就了影响较大的旅游文化散文集《文化苦旅》。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写道：“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国外也是如此，这便成了《收获》上的那个专栏，以及眼下这本书。”他的第二本散文集《山居笔记》也基本上属于“行走写作”，他在该书的《小引》中说：“我常常离开城市，长途跋涉，借山水风物与历史精魂默默对话，寻找自己在辽阔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生命坐标，把自己抓住。”之后，他又应香港凤凰卫视的邀请，随其摄制组远赴北非和欧洲，游历埃及、罗马、希腊等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也是边走边写，最终续集成了散文集《千年一叹》。除了三毛和余秋雨之外，20世纪100年因“行走写作”而产生的名家名篇是比较多的，比如朱自清的系列游记散文“温州的踪迹”、“欧游杂记”，巴金的《海上日出》，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日出》，徐迟的《黄山记》，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贵州作家王大卫，继游记散文集《寻找天堂》出版之后，他又自费前往云南的丽江、迪庆以及周边地区行走了两年，作了一次采访式和体验式的“天堂”苦旅。之后他花了两年时间写成了长篇纪实散文《天地无极》。国际纳西学学会会长白庚胜教授在《序言：与天堂同在》中盛赞该书“作者让我们享受了太多的雄奇”，“向我们展示了灿烂的文化”，“是记述洛克、记述纳西民族、记述三江并流区域自然与文化的不朽佳作。”

　　以上可谓是“行走写作”源流的简要追溯。既然它是写作学的一个分支，就应该对之进行必要的理论梳理和美学探寻。从写作学的角度来讲，写作是以思维为核心，运用各种能力和技巧组织材料并用文字语言加以表达的一种综合性智力活动，材料、构思和表达构成了写作的“三位一体”。因此，“行走写作”的实质是从生活中寻找、收集素材，解决“无米之炊”，即“写什么”的问题，然后再进行案头写作。“行走”是“写作”的基础、前提和起点，“写作”是“行走”的文字体现和精神成果。正如清代学者王夫之所言：“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也就是说，感知生活，获取素材是写作的第一道铁门槛，写作者必须身体力行地实践才能跨越。这是因为“生活先于文学，就像干活得先有材料一样。山里没有丰富的大理石，世界上千姿百态的雕像也就无从谈起”(法国学者布鲁斯语)。要进行“行走写作”活动，写作者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主观条件，即写作者需要有一定的文学、史学、美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等的修养，以及旅游的基本常识。二是客观因素，主要是指出游的经济、时间、身体等条件。写作既不高深，也不神秘，更不像许多评论家说的那样“痛苦”，“只要会说话，再加上能识字会写字，就可以写文章了”(叶圣陶《文章例话》)。笔者认为，一个中等智商以上的人，只要具备了一定的写作能力，又有“行走”的吃苦耐劳精神，并且还有必需的经济能力、出游时间和体力条件，就一定能写出“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成理、言之有文”的作品来。

　　中国是一个旅游大国，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成熟的“自然风光型”、“历史文化型”、“民族风情型”、“宗教民俗型”、“科技文化型”和“风物特产型”旅游为“行走写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源泉。贵州是以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历史文化和“避暑之都”著称的中国“公园省”，每年都有大量的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其中不乏作家和写作爱好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贵州的本土作家及写作爱好者们便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行走写作”。已故老作家张克，生前几乎走遍了贵州的每一个角落，走一路写一路，最终集数十篇游记散文而成《贵州真山真水行》一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贵州省写作学会正在实施的“520行走写作工程”(组织会员用5年时间为20个旅游县市采写并出版20本精美的散文集)，已出版了10余本以游记为主的散文集，比如“走遍夜郎故土”书系之《名城遵义》、《神奇赤水》、《圣地贞丰》、《李白夜郎———桐梓》等，深受广大读者、网民，尤其是游客的喜爱，可谓“行走写作”的典范。

　　进入21世纪以来，旅游日益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文化活动和休闲娱乐形式，“行走写作”也逐渐从少数作家带着任务的有意识的行为变成了众多的写作爱好者、普通游客和网民的消遣方式，见诸报刊杂志网络的游记、见闻录等可谓汗牛充栋。虽然上乘之作较少，却也无可厚非。因为精品是从大量的次品和废品中脱颖而出的，百鸡之中鲜有鹤立，蒿草之下或有兰香。

　　作者：李俊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