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8日电（记者徐壮志孙彦新周之江)如果说，长征中的党和红军是一艘航船，那么，毛泽东就是驾驭这航船驶向胜利彼岸的舵手；如果说，长征是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那么，毛泽东就是缔造这座丰碑的不朽巨匠。

　　70年岁月悠悠，但每当回忆起这段艰苦卓绝的历程，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总会想到率领他们创造这一人间奇迹的毛泽东。

　　老人们说，没有毛泽东在危急关头的力挽狂澜，没有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没有毛泽东坚定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就没有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在中国革命濒临绝境的生死时刻，毛泽东推动了党和红军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名字紧密相连。

　　突破国民党军队第四道封锁线——湘江防线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北上湘西的前进路上，敌人早已重兵以待——红军，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危急关头，红军突然另辟路径，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95岁的老红军方强说，“行动路线的改变，一下子把满盘皆输的局势缓和了下来。”

　　这是谁的主张？此时还因为贯彻毛泽东军事路线而被看管的方强，偷偷地问政治保卫营营长吴烈。后者悄悄在他耳旁说出了那个让他期盼已久的名字——毛泽东。

　　方强回忆，尽管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失去指挥权两年之久，但为了党和红军的命运和前途，因病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一次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

　　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指出，红军刚进入湖南，毛泽东就建议，趁各路敌军尚未靠拢，集中红军主力，寻机歼灭敌人一路或一部，打破敌人的“追剿”计划。这一建议如果被采纳，对于红军继续实行战略退却非常有利，但被“左”倾领导者所拒绝，丧失了扭转战局的良机，酿出了湘江之战的惨剧。

　　从湖南通道到黔北黎平，在与“左”倾领导者一路争论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占了上风：通道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建议红军改去贵州的主张；黎平会议，最终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放弃去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猴场会议，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

　　长征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一步步地迈向伟大的转折点。

　　“红军免遭了进入敌人包围圈的危险，一路闯关夺隘，直逼乌江岸边。”70多年后的今天，老红军方国安追忆转兵贵州后的形势时，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长征初期那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和低沉消极的气氛一扫而光。”

　　多少从井冈山，从赣南、闽西就开始跟随“朱毛”打胜仗的红军将士，像方强、方国安一样，在失败中认识了毛泽东，在胜利中更加认识了毛泽东。

　　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刚刚度过42岁生日的毛泽东，重新赢得了对自己所创建的红色大军的指挥权，肩负起了挽救长征和中国革命命运的历史重任。

　　曾经为遵义会议站岗的老红军杨世林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天刚黑，大门上的煤油灯就点亮了。”

　　历时3天的遵义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进行了总结，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4项决定；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从此，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集体的实际核心。

　　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用兵如神的毛泽东指挥红军一次次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重掌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面临着长征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

　　“敌人兵力达40万，我们才3万来人。”老红军唐进新说，“更困难的是，由于长征后一直被动挨打，部队疲惫，子弹也快打光了。”

　　面对天时地利尽失的绝境，毛泽东写下了他军事生涯中最为精彩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

　　一渡赤水，中央红军拟于川南横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慌忙调重兵封锁长江。毛泽东当机立断，率军回师贵州，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占娄山关，再取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人2个师又8个团，赢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3月中旬，红军三渡赤水，再入川南。下旬四渡赤水，进逼贵阳，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红军却穿过滇黔公路，直插云南，渡过金沙江，跳出敌人包围圈。

　　就在二占遵义的号角声中，毛泽东登上娄山关，吟出重新“掌舵”后的第一首诗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那段时间我们天天都在走，可觉得总有使不完的劲，为啥？”91岁的老红军袁林说，“因为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过去是被敌人追着屁股打，现在是我们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指出，这与红军长征初期不顾敌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了鲜明对比，彻底改变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夺取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毛泽东正是通过四渡赤水的高超指挥和后来的一系列战斗，逐步赢得红军将士绝对信赖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力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飞夺天险腊子口，直罗镇大捷……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难关险隘，处理不当都会使红军遭受毁灭性灾难。”

　　强渡大渡河时为17勇士吹响进军号的司号员张生荣老人回忆，长征路上，几乎每一战都是硬战险仗，但毛泽东总能指挥红军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长征，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全局范围内得到检验与公认，提供了广阔舞台。”军事专家姚有志说，通过长征，全党全军真正认识和理解了毛泽东和他的军事思想，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全局上的指导地位。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坚决抵制错误路线，带领党和红军挺进到抗日救亡的最前线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我们一边鼓掌一边高唱着‘万岁！万岁！我们来会合’的欢庆会师歌，欢迎远道而来的中央红军。”89岁的老红军向守志，当年就在迎接中央红军的红四方面军第9军的队伍中。

　　这一天，向守志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老人回忆：“他穿着灰色棉大衣，满头黑发被风吹动，面带着微笑向我们挥手致意。”

　　两大主力会师，是双方将士渴盼已久的喜事。但两支部队官兵们还在互赠礼物时，一场风暴正在降临。

　　裂痕，是从“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开始的。

　　两军会师后，党中央主张继续北上，以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手握红四方面军指挥大权的张国焘却置中央的反复劝说于不顾，公开反对北上。过草地后，他竟命令已经北上的四方面军部队南下。

　　党中央不得不率领1、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陈力说：“南下与北上之争，本质在于是否坚持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是否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是否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南下，使红四方面军和留在红四方面军里的中央红军指战员遭受巨大磨难。老红军李中权的母亲，就是在第三次过草地时牺牲的。

　　“她本可以活着走到延安。”91岁的李中权说。

　　南下部队在1935年11月的百丈战斗中遭受重创，被迫退入西康境内。几个月的激战下来，由10万人减员至4万人。

　　老红军、当时任中央军委电台党支部书记的戴镜元回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极大关怀。老红军肖成佳也回忆，留在四方面军中的一方面军同志与四方面军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终于走出了茫茫草地。

　　正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和指挥下，包括中央红军和二、四方面军以及红25军在内的长征大军，实现了内部的大团结，战胜了重重困难，粉碎了敌人一次次围追堵截，于1936年10月在黄土高原胜利会师，使党和红军挺进到了民族独立的最前线——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纵横两万五千里远征中所形成的长征精神，也由此成为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