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贵州基本史实：

　　（一）红六军团西征（1934年8月至10月）

　　1934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令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西征。此举带有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的性质。8月7日，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江西遂川开始西征。

　　潭溪战斗：1934年9月20日，红六军团从湖南靖县新厂、平茶一带分两路向黎平进军，在潭溪与敌遭遇，发生激战，击伤敌副营长卢彬，歼敌7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

　　1934年9月下旬，红六军团在清水江流域击溃黔军周芳仁旅，并在当地苗族、侗族群众的帮助下，用木船、木排、门板搭成浮桥，从剑河南加里格渡口、锦屏河口渡口，顺利渡过清水江。

　　大广坳战斗：1934年9月26日，红六军团在剑河大广地区遭桂敌覃联芳师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军团主力冲出重围，得以安全转移，虽给桂军以重大打击，但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五十四团损失最重，团长赵雄和两个营长壮烈牺牲，全团阵亡150余人。

　　甘溪、困牛山战斗：1934年10月7日，由于敌情不明，红六军团在石阡甘溪陷入湘、桂、黔敌24个团的包围之中。红军与桂军廖磊第十九师发生遭遇战，经过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红十七师五十一团、四十九团两个团部及机枪连等400余人冲出敌人包围圈，军团主力在任弼时、王震的率领下向石阡、镇远边境转移。在贺龙率领的红三军接应下，红六军团主力突出重围，胜利与红三军会师，但遭受重大损失。五十团、五十二团先后与主力失去联系，五十二团在后来的转移途中又陷入敌军包围，全部壮烈牺牲（1934年10月16 日，为掩护红六军团主力转移，红十八师五十二团在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的带领下，在石阡困牛山与敌激战三昼夜，多次打退敌进攻，最后弹尽粮绝，后路被敌截断，与主力失去联系，红十八师师长龙云率领200余人突出重围，团长田海清阵亡，其余100多名红军战士，临危不惧，集体跳下悬崖，壮烈牺牲），红十八师师长龙云被俘，后在长沙英勇就义。

　　木黄会师：1934年10月24日，突出重围的红六军团主力在印江木黄与前来接应的红三军（会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胜利会师。10月26日，两军在四川酉阳南腰界召开会师大会。

　　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后，两军团都直属中革军委领导。

　　两个军团的负责人：贺龙（1896—1969），红三军军长，木黄会师后任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1904—1950），红六军团中央代表，木黄会师后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萧克（1908— ），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1908—1993），红六军团政治委员。

　　1934年10月28日，红二、红六军团撤离黔东，向湘西转移。11月发起湘西攻势，至1935年1月，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红六军团西征的胜利，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并为此后形成红军新的战略力量创造了条件。

　　（二）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

　　湘江战役（1934年10月27日—12月1日）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福建长汀、宁化开始长征。

　　当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抵达湘黔边境时，国民党当局调集近40万大军对红军进行前堵后追。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从11月27日至12日1日，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终于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由于机关及非战斗人员过于庞大，行动迟缓，红军也为此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从长征开始，特别是经过湘江战役，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已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

　　转兵贵州（1934年12月1日—1月1日）

　　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便在沿途布下重兵，企图围歼中央红军。博古、李德仍然坚持按原计划前进。这使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计划，立即转兵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开辟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是李德等人拒不接受正确意见。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

　　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进入贵州黎平县境（首先进入黎平县三省坡），1934年12月14日,在潭溪击溃黔敌周芳仁旅第七团,同日,攻占黎平县城。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刘少奇等，与会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向贵州西北进军的主张，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即黎平会议决议。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决议》还规定“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黎平会议讨论了红军的整编方案，决定撤销红八军团建制，将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军委第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连克锦屏、剑河、台江、镇远、施秉、黄平、余庆7座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今瓮安草塘）。1934年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下司村宋家湾豪绅宋泽生的住宅举行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 。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即猴场会议决议，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转兵贵州，使中央红军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取得了主动权。

　　猴场会议决议（原名《关于野战军通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议提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是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议作出的最重要的是一条决定，是“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条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突破乌江（1934年1月2日—6日）

　　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向乌江挺进。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江，两岸都是悬崖绝壁，水流湍急，江中有许多暗礁，自古就有天险之称。1935年1月2日、3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师第四团先后在乌江回龙场渡口和江界河渡口强渡成功。1月5日，红三军团第十团在茶山关渡口渡过乌江。至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

　　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分新城和老城两部分，当年人口有5万多人，位于重庆与贵阳之间，南临乌江，北倚娄山关，是四川、贵州两省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中转站，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城，到1月19日离开遵义北上。

　　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17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接着，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他们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报告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总结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议还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在遵义鸭溪、苟坝一带，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参加者：（20人）

　　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毛泽东（1893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朱德（1886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

　　陈云（1905年—1995年）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1898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1906年—1946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1898年—196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

　　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邓小平（1904年—1997年）中央秘书长

　　李德（1901年—1974年）原名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伍修权（1908年—1997年）翻译

　　遵义会议的内容：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

　　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扎西会议（1935年2月上旬）

　　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转战到川滇黔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今威信）地区连续召开几次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部队缩编、苏区中央分局和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及组织等问题。会议的决议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布，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扎西会议是继遵义会议后的一次重要会议，对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渡赤水（1934年1月中旬—3月中旬）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命令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在泸州上游北渡长江，到四川西北部创建新根据地。因四川军阀调集重兵追堵，北渡长江已无可能，中革军委于是决定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

　　1935年1月中旬到3月中旬，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先后4次渡过赤水河：1月29日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一渡赤水河。2月18日至21日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二渡赤水河，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2000余人，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3月16日至17日，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三渡赤水河。3月21日至22日由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河。接着，红军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

　　一渡赤水：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分三路向北疾进。1月28日，中革军委组织红三、红五军团、干部团向土城青杠坡尾追之川敌郭勋祺部发起攻击。由于地形不利，敌情有误，红军主动撤出战斗。中央政治局在土城召开会议，决定暂时放弃原定在泸州上游北渡长江的作战计划，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

　　1935年1月26日中央红军向赤水前进途中，在复兴场、黄陂涧与川敌发生激烈战斗。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一渡赤水河。

　　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转战到川滇黔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今威信）地区连续召开几次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二渡赤水：

　　1935年2月18日至21日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二渡赤水河，重入贵州。1935年2月24日红军攻占桐梓县城，揭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1935年2月25日，中央红军采取正面进攻，两翼包围的战术夺取娄山关。娄山关战斗胜利之后，毛泽东写下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词：“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啼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雪。”1935年2月26日，夺取遵义。1935年2月28日，中央红军在遵义城南红花岗、老鸦山与由乌江南岸赶来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激战，将敌击溃。红军乘胜直追，直到乌江南岸，胜利结束遵义战役。整个遵义战役共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2000多人，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1935年3月5日，在遵义鸭溪，中革军委成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朱德任前敌总司令，毛泽东任前敌总政治委员。3月12日，在遵义苟坝，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三渡赤水：

　　1935年3 月15日，中央红军向鲁班场守敌、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发起攻击，歼敌4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3月16日至17日，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三渡赤水河。

　　红军三渡赤水后，为了隐蔽红军的战略意图，进一步迷惑敌人，中革军委决定留下红九军团继续在黔北一带活动，伪装主力。

　　1935年3月27日，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1897—1946）、政委何长工率部执行中革军委马鬃岭分兵诱敌任务，单独行动一个多月，取得了金沙老木孔伏击战、智取大定瓢儿井盐仓等胜利，有效地打击了敌人，成功地掩护了主力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进入云南。红九军团于1935年4月下旬从纳雍进入水城县境，绕道从北盘江上游“虎跳石”渡过北盘江，进入盘县，然后进入云南宣威地区。5月，等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红九军团也从盐井坪渡过金沙江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对于红九军团的特殊功绩，中革军委给予高度赞扬，当时周恩来称其为“战略轻骑兵”。

　　四渡赤水：

　　1935年3月21日至22日中央红军由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河。接着，红军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

　　南渡乌江（1935年3月31日—4月1日）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后，1935年3月31日至4月1日从梯子崖渡口、江口渡口南渡乌江。南渡乌江时，中革军委二局副局长钱壮飞（1895——1935）在躲避敌机轰炸过程中与部队失散，于1935年4月1日在金沙县后山乡牺牲。

　　巧渡金沙江（1935年5月3日--9日）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于1935年4月初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1935年4月9日，中央红军在龙里的谷脚、观音山与滇军激战，红军开枪击毁孙渡的坐车，打死打伤3名警卫人员，孙渡化装逃跑。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中央红军沿花溪区、惠水、长寨、广顺（长寨、广顺后合为长顺）、安顺（今西秀区）、镇宁、关领、紫云、贞丰、安龙、兴仁、兴义等地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于1935年4月20日在兴义威舍击溃敌军，22日进入云南。随后，中革军委一面派先锋团直逼昆明，迫使云南当局调兵固守昆明，一面率主力迅速北上到金沙江南岸。从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从皎平渡及洪门渡、龙街渡全部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向川西北挺进。6月12日，红一方面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6月18日，中共中央与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懋功（今小金）地区。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10多万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主力即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结束长征。

　　（三）红二方面军长征（1935年11月—1936年10月）

　　1934年10月下旬，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在黔东会师后，发起湘西攻势，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并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围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1935年10月，蒋介石又调集重兵“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红二、红六军团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决定主动实施战略转移。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玉田心坪战斗：1936年1月7日，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进入贵州，在玉屏县田冲田心坪与敌发生激战，歼敌一个营。

　　石阡会议：1936年1月12日，红二、红六军团占领石阡，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在石阡天主教堂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夏曦、甘泗淇等红二、六军团负责人。会议决定撤离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到乌江以西、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活动，在贵州黔西、大方、毕节地区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1936年2月20日，红二、红六军团挥师西进，经余庆、瓮安、平越（今福泉）、开阳、修文、清镇，于1936年2月2日抢渡乌江上游鸭池河，2月3日占领黔西县城。

　　1936年2月5日，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在黔西新川祖庙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团主要领导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夏曦、甘泗淇等。决定撤销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建立中共川滇黔省委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会议还决定，在黔（西）大（定）毕（节）建立根据地，创建川滇黔新苏区。

　　1936年2月6日，红二、红六军团占领大定（今大方），2月8日中共川滇黔省委（任弼时任书记，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夏曦、李达、甘泗淇等任委员，王恩茂任秘书长）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由于贺龙在前线，陈希云任代主席，朱长清任副主席）成立。

　　1936年2月9日，红二、红六军团占领毕节。2月1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成立，2月17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迁至毕节。红二、红六军团在毕节期间，与敌在黄家坝、将军山等展开了激烈战斗。

　　1936年2月下旬，红二、红六军团撤出贵州毕节，向安顺地区转移。由于国民党军队已在通往安顺的道路上布下重兵，红二、红六军团遂放弃去安顺的计划，改向乌蒙山北麓前进。

　　1936年2月28日，夏曦在从毕节前往赫章动员贵州抗日救国军席大明部随红军长征时在七星关涉水过河时牺牲。

　　1936年3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在赫章野马川召开会议，决定以赫章为中心，在威宁、镇雄、昭通、彝良一带的乌蒙山区，与敌展开回旋战。乌蒙山回旋战从3月2日至29日历时近一个月。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在大踏步的运动战中调动敌人、疲惫敌人，在以则河、得章坝（今哲庄坝，原属威宁，1936年3月12日，红二、红六军团在赫章哲庄坝伏击国民党军万耀煌纵队，歼敌3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余秋里在这次战斗中手臂受伤）、来宾铺等战斗中，给围追堵截之敌以沉重打击，摆脱了强敌的围攻。乌蒙山回旋战是红二、红六军团长征中的一次成功战例。

　　1936年3月底，红二、红六军团转战进入盘县。3月30日，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在盘县九间楼召开军委分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分会成员、军团负责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张子意、李达等。决定放弃在盘县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立即抢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抗日。盘县会议的正确决策促进了红二、红四方面军以及后来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

　　1936年4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从云贵边境的胜境关离开贵州。

　　1936年7月初，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甘孜会师。7月5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原中央红军第九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甘肃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