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21世纪或者说在2006年的中国社会，您觉得毛泽东思想的现实价值在哪里？
孔继宁：毛泽东思想能帮助解决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当然你去读主席的这些著作都有对很多问题的一些解释。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他在告诉人们一个世界观方法论，如何看待事物，包括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他的理论可以说你不能完全用太现实的眼光来看待他的思想，他想的非常远，也许是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来考虑的，有些事情回过头来看，为什么你刚刚说93年之后为什么对主席怀念又热起来了，他的思想经过几十年越来越能够说明问题，越来越能够解释社会的很多问题。
记者：作为毛泽东的外孙，必定会有许多与这个身份相关的经历，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些？
孔继宁：主席逝世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只有14岁。因为主席是一个心系全国人民，整个中国发展以及党和人民的发展，心系老百姓，自己对于家人没有过多的来考虑和关心。我们都是在社会上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学习也好，拼搏也好，靠自己来发展。
记者：当时，一年中能和主席见几面？
孔继宁：我出生以后，将近两年，我妈妈，我爸爸，我们这一家就搬出中南海，所以几乎和主席不在一起生活，之后不断地还会带我去中南海看看外公，现在印象不是很深了。
我父母那个时候都是靠自己，都不向自己父母要一分钱，都是靠自己微薄的工资在生活。到了文革开始以后，一个是整个社会当时的那么一种情况，再加上我父母也确实比较忙，再有一些其他原因，一些人阻碍去中南海，我妈妈去看她的父亲都很难了，很少了。我印象当中也就是文革开始之前，外公生日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吃吃饭，文革开始之后，就很少去了。当时主席也是比较忙比较累，我妈妈可能去看主席的时候，也不一定每次都带着我，再加上我上学以后，主席的生日（12月26日）基本上我们还没有放假，赶上星期日还去，没有星期日基本不带我去了，还有一个因素，文革越往后，连我妈妈都没有机会去看了。
记者：主席有几次病重的时候，你们都在身边吗？
孔继宁：几乎都不在。毛泽东这个人最贴身最贴心的亲人就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像吴连登叔叔这样，他最亲的亲人就是身边的警卫员，秘书，警卫参谋，医生护士，这都是他最亲的人。
记者：我在网上看到过关于您的报道，您曾经说过不愿意别人知道您的身份。这是为什么？
孔继宁：应该说这种情况有几个阶段。在我不懂事之前，就是未成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由我来做主，这个时候是父母不希望我身世让更多人知道，在那么一种社会环境下，毛泽东高高在上，他的子孙走到哪如果被大家这么捧的话，带着一个光环，不利于一个孩子的成长，这是很正常的，也是非常可以能够理解的考虑。我们几乎到哪儿，每换一个环境，我们绝对不会自己主动去说自己是谁家谁家的孩子，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也瞒不住了，我上学开始隐瞒了有四五年。校领导可能知道，个别老师可能知道，但是绝大多数都不知道。我都跟其他学生一样的，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考虑，让我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用他们的思想感情来考虑问题，这是他们从小教育孩子的一个方式。
成年了以后，这种影响这种习惯性的东西还一直都在，我上大学以后，也是瞒着，曾经是我中学同学的人，后来说漏嘴了，大概一年多以后，上大学时瞒了一年，终于瞒不住了。
其实他们当时有一个考虑也是作为一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个是有光环不利于孩子发展，再一个孩子背上很多压力。比如我跳高跳不过去，孩子非要想着自己是谁的后代，硬拼着非要过去，我内心实际上是这样的，不管别人知道不知道。80年上大学以后，基本上对毛主席什么样的声音都有，骂的声音，不温不火的，赞扬的,各种各样的声音都能听得到，这个时候我们也才开始有这种心理上的包袱，虽然我们心里这杆秤一直还在，坚信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们的一些议论我们心理知道，但是不一定要发生这种冲突。
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不愿意过多说自己家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现在也不一定说为了什么，就觉得没有必要去炫耀，因为我们的思想感情已经完全和老百姓一样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同学从来不把我当做一个领袖的后人，如果说有这么一层，人家知道了以后，可能交起朋友不是那么太实在。
记者：您最后一次见主席是在什么时候？
孔继宁：最后一次就是我记事之后就再也没有见着了。文革当中我父亲挨整，包括我爷爷都挨过整，那么一个历史时期，很多人都逃不掉。76年9月份主席去世前弥留之际病危，当时中央特批我妈妈去看他，这个时候我妈妈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而且一直都不让她去，这个时候让她去了，不可能想到发生什么事情，自然也不会想到带孩子，而且当时我还上学，这样失去了最后一次见外公的机会。
我知道主席去世，跟所有人知道主席去世相差几个小时，也就是说我是一大早知道的，我当时还在学校跑操，老师把我叫出去，说你家人来找了。当时我们家没有专车，因为主席去世以后，当时我妈妈她们单位派了一辆临时的专用车把我接回去的。公布去世也就几个小时之后。
记者：直接回的家，还是直接接回中南海？
孔继宁：回的家。没有去中南海。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去守灵的？
孔继宁：是10号开始还是哪天开始，具体的我记不清了，好像是9月18号举行的追悼会，之前这段时间，我们这几家，毛岸青一家，李娜一家，我们一家，就是分批去守。在那一站就几个钟头。当时没有水晶棺，当时上面盖了一个有机玻璃的框，人民群众有组织的来瞻仰，这个时候我们全家一直几乎天天在那守灵每天去几个小时。
记者：追悼会后，你回到学校第一天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孔继宁：刚回去我的身份就公开化了，很多人都知道了，有的就来问，那个时候毕竟都是孩子，大家有一些好奇，有一些疑问，知道身份之后，可能有些同学就疏远我了，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愿意更多的提自己的身世也有这个考虑，孩子那个时候都希望能交到最知心的朋友，有些随着年龄增长，十几岁大家都会有想法了，你是那个家庭的，你跟我们不是一条路的，这样交起朋友来就不是那么非常贴心了。这也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记者：建设毛主席纪念堂时，全国近80万人参加了义务劳动。
孔继宁：纪念堂建设时。我们全家参加了劳动，我记得我们用砂纸把钢筋的锈打掉，四根钢筋，中间有钢布捆成一个方柱体。
记者：现在主席纪念堂你们每年都去吗？
孔继宁：每年都去，一个是9月9号早上，还有一个是12月26号早上。明天早晨就去。
记者：您一直致力于希望医院的建设，为什么？这与你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关系吗？
孔继宁：对，我们和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一起合作，发起成立东方昆仑公益基金，有很多公益事情要做，我们现在推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希望医院医院-乡镇卫生院救助行动。不少社会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农民面临的问题，主席这一生包括这个党都是为了更多的老百姓考虑的，人民当中相当大部分是在农村，8亿农民，这些人的疾苦，这些人的温饱实际上都是牵动着每一代领导人的心。主席曾经多次讲过，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如果解决不好农民问题，中国的发展是没有方向的。
这个是我们研究中心03年帮助我妈妈策划的一本书《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这本书从策划到采访我妈到出版搞首发式36天的时间。主要是讲她童年在主席身边，如何受益于主席的思想，如何教育她从一个孩子如何能够走入社会，能够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后来主席对她们的教育又传到了我们的身上，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做一个对人民有意义的人。
尽管现在社会非常重视，特别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农民是更加关心，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毕竟政府的一些行为不可能顾及这么多，我们就想做一些切实的工作,为广大贫困地区老百姓做点实事,做点好事。卫生部一个副部长曾经有一个统计，大概40%到60%的农民因病致贫，或者因病返贫。我们就想能够倡导社会能够捐助这些医院，现在希望小学已经有了很多成功例子，但是医院这一块还是一个缺口，我们搞希望医院某种程度上也是开了一个先河。
(责任编辑：王永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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