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本周三下午徐州市11名患者家属联合签署了一封“举报信”交给徐州市卫生局，举报徐州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存在四项不公正行为。“集团举报医鉴办事件”在国内尚属首次。此举昭示着患者家属联合起来向医疗事故鉴定宣战。

　　11名患者中，有死在自己亲手创办的医院内的老院长（原徐州市卫生局长），有徐州医学院生化教研室退休教师，他们的家属联名要求调查医鉴办的不公正行为。究竟孰是孰非，目前很难判断。但是可以想像，这场权力的博弈必将引起医疗鉴定界体制的震荡。

　　据悉，最高人民法院和卫生部正在酝酿出台医疗鉴定的改革方案。有识之士也呼吁尽快立法建立独立的医疗鉴定监督机制。

　　人有病 天知否

　　人终有一死，但死者不能瞑目，活着的人怎能安心。

　　9月6日，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可对医疗界来说，可能要面对一次“地震”。徐州市11名患者家属拿着准备已久的联名举报信来到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对面的徐州市卫生局。这是一张不同以往的信函，超大的信封里承载了太多人的泪与心血。“举报信”上有11个签名，11个今生可能不会结缘的家庭，如今联系在一起，目的只有一个，举报徐州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的不公正行为。

　　记者在举报信上看到写着这样的内容“徐州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一贯有以下违法行为：一、故意采用不真实的鉴定材料；二、故意违反程序；三、故意违规鉴定；四、故意不按规定书写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据患者家属之一，徐州医学院生化教研室退休教师李某的侄子李先生表示，姑妈李某与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之间的医疗事故鉴定过程中，他发现医鉴办存在许多问题，“我想有同样遭遇的不只我一个人，大家联合起来可能更加有效”。李先生最后采取了联合举报的办法。

　　拿着举报信的患者家属代表来到徐州市卫生局，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曾经不只一次来过这里，现在他们将不满写在纸上，期待有关部门能彻查事情真伪。

　　李先生告诉记者，徐州市卫生局一位书记接待了他们一行人，了解了相关情况后，这位局长表示，将把举报信交给医政处处理，理由是医政处负责医学会的相关事务。“这些事情我们早已对医政处反映过多次，都没有结果，我们才联名举报，希望领导重视。”书记的作法遭到了患者家属的强烈反对。举报信被转到了卫生局办公室，将问题上交局领导处理。

　　昨天，记者得知，11位患者家属代表又聚集在一起，正在研究拟定一份举报要求，要求卫生局将举报人姓名保密，举报内容对卫生局医政处保密，封存医鉴办档案等。

　　鉴定路 其修远

　　医鉴办，卫生局，患者家属之间，为何存在诸多不信任？

　　2005年12月28日，徐州医学院生化教研室退休女教师李某在朋友的强烈要求下，坐出租车去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心内科检查身体，没想到入院后再也没能出院。

　　记者在李某的住院病历上看到了这样的记载，活动后出现胸闷、憋喘、无胸痛，休息后症状可缓解。初步症断为冠心病、心绞痛。入院后的第五天，在李某的病危护理记录单上，注明“日间处于嗜睡状态，叫她已经不答应”，第六天“神志恍惚，不能正确回答问题”，第七天“今日起开始病危”。

　　“姑妈退休多年，一直由保姆照顾，直到病危，我从北京赶回来的时候，仔细研究了医院的用药和治疗方法，感觉不对。”李某的侄子李先生告诉记者，他是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的研究员，一直住在北京协和医院宿舍楼里，广读医书。

　　在李先生徐州的住处，记者看到了许多医学方面的书籍。李先生说：“我习惯了搞研究，对于姑妈治疗上的疑问，我做了十几种假设，四处寻找医学资料，最后发现了问题，我就一级级上报申诉。”

　　今年2月，李先生先后找到5位医院相关同志反映情况。据李先生回忆，当他第一次见到姑妈的主治医生时，提出姑妈的输液输多了的问题，医生立刻反问“你是学什么的”，李先生回答“学历史的”。当李先生向护士打听输液问题时，护士表示，实际输入以医嘱为准，体温单上所注的输液计量的数字和实际不符。

　　“后来，我向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务处反映，他们告诉我，反正是公费医疗，不花钱，不要管那么多。”李先生说。李先生面对这样的答复没有放弃调查，仍强烈要求医院调查医疗过程是否存在问题。今年2月22日，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疗安全委员会出具了一份《患者李某医疗纠纷讨论意见》，该《讨论意见》的结果指出，该患者疹断明确，疹疗措施得当。

　　“以我搜集的证据表明，医院在治疗上存有问题，今年4月份我以个人名义向徐州市泉山区卫生局医政科申请医学鉴定，但是医学会以患者仍在治疗过程中为由，拒绝了鉴定。”李先生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他翻阅了2002年7月卫生部公布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四章第13条不予受理的条件，徐州市医学会采用的是第6款“卫生部规定的其他情形”。“于是，我打电话到卫生部医政司，要求他们解释这一条款的意义，医政司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该条款是以防万一备用的。”在李先生的努力下，徐州市医学会最终接受了鉴定申请。

　　徐州市医学会医鉴办按照回避原则，让医患双方抽取了专家组成员，李先生提出医生必须是50岁以上的，专家中还必须有两名普外科医生。医鉴办满足了该要求。2006年4月17日，鉴定报告发到李先生手中。李先生发现，在“症治概要”中，有三处与医院住院病历不符。李先生还发现，本应该由神经内科专家参与的“分析意见”，竟然没有神经内科专家到场。专家组对患者作出了脑梗塞的判定。

　　按照国务院发布的351号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二条“卫生行政部门经审核，对符合本条例规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应当作为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作出行政处理以及进行医疗事故赔偿调解的依据；经审核，发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应当要求重新鉴定。”

　　2006年4月17日，也就是李先生拿到鉴定的当日，他向徐州市泉山区卫生局医政科赵科长提出重新鉴定的要求。赵科长表示“同意”。可是，徐州医学会下属的医鉴办回应是，患方已签字同意专家组成员，不能重新鉴定。今年9月4日，记者赶到徐州采访。徐州市泉山区卫生局医政科赵科长表示，他已经发出了两次通知，要求医鉴办重新鉴定，但没有回应。赵科长“碰上这种情况他也没办法”。目前，此事已交徐州市卫生局处理。

　　记者来到徐州市卫生局医政科，见到了处理此事的于科长。于科长了解记者来意后“以不符合程序为由”拒绝了记者采访。在于科长与卫生局办公室负责宣传的人员进行电话沟通的过程中，记者听出于科长对此事非常清楚。据该局有关人员透露，是否予以重新鉴定，卫生局的领导们正在商议之中。

　　“四个多月过去了，他们还要商议什么呢？”李先生不解地表示。

　　为了了解具体情况，记者来到了徐州市医学会医鉴办。该办贺勇主任表示，医鉴办的鉴定是严格按照程序办的，不存在违规之处，相反还处处满足患方的要求，找来了年龄比较大的医生。另外，为了谨慎起见，他们还请医患双方签字证明。贺主任强调，第一次医学会医鉴办的鉴定是正确的，并拿出许多证明资料。记者注意到其中一份证明，鉴定会专家组长解释了为何没有请神经内科专家到场的原因。文件上是这样表述的：“临床专家组成员均具有高级职称（特别是三名心内科专家均为主任医师），按卫生部要求，对脑梗塞已熟练掌握，有能力对其作出诊断。故鉴定会没要求徐州市医学会工作人员再邀请神经内科专家到场”。

　　采访过程中，记者还了解到了另外一桩在徐州发生的医疗纠纷，医患双方争执的焦点仍旧是“医疗鉴定结果不客观”。

　　据媒体报道，2001年12月1日，夏某（已故）因“肺部感染”入住徐州市第四人民医院。虽然当时他已经89岁高龄，但是一家人一点都没有担心。因为夏某是这家医院当年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又任徐州市卫生局局长，而且他的老伴王梅仙，在这家医院放射科工作了40多年，还有一个女儿也在这家医院工作，医院里全是熟人。可是夏某和他的家人没有想到，就在自己工作过的地方，由于院方的误诊误治，花了18万多元，还没有看好“前列腺增生症”，最终竟不治身亡。

　　前日，记者辗转在徐州找到了这位王老太太。70多岁的老太太仍旧在为了丈夫的冤死讨说法。“我每天一醒来，就在想这件事，以我的专业知识判断，医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办法拨乱反正。”王老太太告诉记者，言语中透出疲惫，她申请的两级医疗鉴定，结论都是不属于医疗事故。而她仍旧在不停地寻找证据，证明医鉴办程序不公正，影响医疗鉴定结果。

　　法欲立 不可待

　　近年来，我国医疗事故频发、医患关系恶化的问题十分突出，已经影响到医疗事业的正常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究其原因，同医疗事故处理方面的立法滞后有很大关系。1987年6月29日由国务院发布、实施达15年之久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其存在的种种问题与缺陷日益凸现，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医疗事故处理实践的需要，对之作全面的修订和完善成为当务之急。2002年2月20日，国务院第55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2002年4月4日国务院第351号令予以公布，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

　　《医疗事故罪的认定与处理》一书的作者，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冯卫国曾撰文指出，尽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组织体系、产生方式等作了变革，但仍然维持了原来的“集体鉴定”制度，鉴定结论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合议制方式进行表决。在这种“集体鉴定”体制下，所有的鉴定成员都无须为鉴定结论的失误承担责任，除了因接受当事人财物或其他利益而作虚假鉴定的情形外，法律无法追究鉴定人的错误乃至虚假鉴定的责任。尽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一些针对鉴定机构的监督程序，如卫生行政部门的专家审查制度，但只要“集体鉴定”体制不改，这些制度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冯卫国认为，从长远看，为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更加公正有效地运作，我国应取消现行的集体鉴定制，而借鉴西方的“专家证人”制度，使鉴定人以个人身份参与鉴定，并对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在鉴定结束后，所有鉴定人都应在鉴定文书中署名；对存在不同意见的，应根据鉴定人的不同意见分别论述和署名；此外，在庭审过程中，鉴定人应作为诉讼参与人出庭接受质证。对于故意作虚假鉴定的，不管其是否收受当事人非法利益，都应取消其鉴定人资格，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其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鉴定程序的启动上，仅规定了两种情况，即卫生行政部门移交鉴定和医患双方共同委托鉴定。事实上，后一种情况，即医患双方共同委托鉴定的情况在现实中并不多见，而更多的其中一方，特别是患方请求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一方当事人能否申请鉴定未作出具体规定，实际上限制了当事人尤其是患方的正当权利。

　　今年3月，据大河报报道，河南省焦作市医疗事故鉴定工作有了新的举措，除了允许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等旁听医疗事故鉴定会，鉴定意见书后还要附专家署名的合议意见书，以使医疗事故鉴定更加透明。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表示，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延伸至患者与医鉴办之间的不信任，归根结底，是医疗鉴定体制的不健全导致的。医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经验科学，存在许多无法避免的缺陷，患者却无法承受这样的医疗风险。一旦出现医疗纠纷，患者要求医疗鉴定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不透明的现象，导致双方之间的不信任。这就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医疗鉴定机构，而不是现在的民间社会团体“医学会”。

　　孙思邈认为：“不得问其贵贱贫富……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才为大医，即好的医生。中国医师协会对各种医疗纠纷案进行调查，发现因医生技术原因引起的不到20％，80％缘于医生的服务态度、语言沟通和医德医风等问题。而只要医生端正职业风尚，许多矛盾和纠纷是可以化解和避免的。

　　据悉，最高人民法院和卫生部正在酝酿出台医疗鉴定的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