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秋风专栏

　　上海编辑出版了一套看似全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有报道说，这套新版标准历史课本不再探讨战争、王朝和共产主义革命，而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经济、技术、社会风俗和全球化等多种主题上。

　　应当说，出现这么一套历史教科书是一个可喜的事情。长期以来，中学历史教科书是一个体系一统天下，用现代教育的理念来衡量，这是反常的。教科书市场上也应当存在竞争，且这种竞争不应仅限于同一历史叙事框架下不同教本之间的竞争，也应当是不同叙事框架间的竞争。

　　上海中学历史教科书令人欣喜的地方就在于，它突破了原有的历史叙事框架。

　　人类最早的知识肯定是历史知识。人天生就有一种了解前人在干什么的本能兴趣。在前现代的社会，尤其是中国，历史学是最重要的知识部门。不过，思想史的研究也表明，现代性本身也是以一种历史意识的形成为标志的，这就是进步的观念。按照这种观念，人类的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而且，这种发展乃是一种非人所能控制的力量驱动的。

　　这种观念深刻影响了19世纪的历史学。这个世纪是社会学的世纪，用我朋友刘海波常说的一个词，“社会学的心灵”控制了历史学。这几十年来通行历史教科书的叙事框架，就是这种“社会学的心灵”的产物。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某种抽象的力量。

　　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下卷有一章专门讨论现代历史学的总体特征: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不但拒绝承认某些公民有能力支配全民的命运，而且认为全民本身也没有能力改善自己的境遇。他们有时认为人民受刚直无私的天意摆布，有时认为人民受盲目的宿命支配。在他们看来，每个民族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起源、历史和性格，而与它完全无力改变的某种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历史学家把历史划分成不同阶段，并且证明，他们所相信的那种力量推动着各个民族沿着这样的阶段在爬升。这样的步骤是历史的必然，任何人都无法自由选择。

　　现在，上海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取消了带有那个时代印记的历史阶段论——其实，专业的历史学界早已经不再这样叙述中国历史了，但从学术圈传播到学校，却遇到了很多梗阻。

　　不幸的是，该教科书似乎被另一种“社会学的心灵”控制了。“文明”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角。其实，这样的叙事框架并不新鲜，19世纪末西方历史学界就有学者从“文明”的视角叙述历史。然而，所谓文明，同样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力量。

　　表面看起来，这些现代历史叙事试图把历史的主角从帝王将相更换为平凡的人民，仿佛要证明，每个人其实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很有民主精神。但这里的人民是模糊的，无所指的。在那些“文明”视角的历史叙事中，人被文明吞没了。文明具有自己的生命和演变逻辑，其每一个变化都带有必然性，人不过是文明大潮中无足轻重的浪花而已。

　　置身于这样的历史，每个人都有一种最深刻的无力感。还是引用托克维尔的话吧:“我们在阅读贵族时代历史学家的著作时，特别是在阅读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时，总觉得那时候的人只要将自己治理好，就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和管理好同胞。而我们在阅读现代人写的历史著作时，则会觉得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周围的人，都无能为力。古代的历史学家教导人们自主，现代的历史学家只教导人们学习服从。在现代的著作中，作者总使自己显得伟大，而把人类视如草芥。”

　　这样的历史也取消了道德和正当。传统的帝王将相史是通过历史教诲道德，不光是个人的道德，也包括政治的道德。“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每个历史角色在历史中都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而现代的宏大历史叙事却把个人淹没在某种抽象的、个人无从掌握的力量中，每个人的行为都受到必然性的控制，当然也就无须承担责任，哪怕犯下最邪恶的滔天大罪，也可以以历史的必然性来为自己开脱。这种无视道德、否定个人责任的历史叙事，恐怕要对人类现代历史上的人为大灾难承担很大责任。

　　笔者赞赏一切旨在实现历史叙事多元化的努力，但在编写面向中学生的历史教科书时，恐怕还是需要坚守某种道德共识。笔者倒是期待着有一种回归传统历史叙事的教科书，参照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给学生们讲述一些活生生的人物与故事，除了让他们获得历史知识外，也能让他们初步掌握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政治上的正当。那种宏大的历史叙事框架，也许根本就不适合于用来教育中学生。

　　(作者系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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