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全国开展的治理商业贿赂行动，在一些地区却演变成了一场“运动”，并因法律和政策的一些模糊，陷入了“宽严皆误”的尴尬。

　　9月1日下午，成都市金堂县人民医院，一些科室已关门谢客，医生们分两批走进位于行政楼四楼的会议室，参加一次关于治理商业贿赂的会议。医生们称之为“反贪会”。

　　会议有院长、副院长和办公室主任参加。主讲人很快切入主题：“这种形势之下，我们班子经过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在上交款项上作一致要求：普通医生至少三百元，科室主任至少五百元。”

　　上交的去处，是成都市卫生系统设立的“治理商业贿赂专项账户”；而主讲人口中的“形势”，是指正席卷成都乃至全国的治理商业贿赂专项行动———如主讲人所说，这项行动已进入“实质性的关键阶段”。

　　医院领导：只有把钱交了医院才能够顺利过关

　　事实上，一个月以来，这类会议在国内各级医院已是司空见惯，在四川的很多医院，“治贿”的标语、通告和宣传材料随处可见。在这家医院，上周已至少开了两次会，本周的会更多。

　　8月3日，成都市卫生局以成都市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义设立“治理商业贿赂专项账户”。据当地媒体报道，截至8月16日，已经有28人上交钱款2.34万元，全市卫生系统上交红包8.43万元。市卫生局成立了7个督导组，分赴各单位进行督查。

　　这位主讲人说，“(有关部门)对于回扣的相关线索，应该说是掌握了的。到9月30日(自查自纠阶段结束)为止，吃了回扣该交的没有交，那么查出来以后，该进监狱的要进监狱。我们不希望我们医院当典型，也不希望我们哪一个医生当典型。”“只有我们按要求把钱交了，医院才能够顺利过关，个人才可能过得了关。”

　　至于让医生交钱的价码，他提到了兄弟医院的经验：在成都市的一些主要医院，摊派上交款已有约定俗成的价码，科室主任至少交五千，普通医生至少三千；而一些二级医院，科室主任至少一千二。

　　这位主讲人要求这个医院有医师资格的约百名医生，“必须要交钱，必须要有所认识，认识一定要清楚，一定要到位，一定要端正。”他要求医生们在9月10日前交清款项，并保留好收据和复印件，“从现在大气候来看，需要这样来做，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医院，保护我们医生。”

　　普通医生：交了钱就等于给自己扣了顶黑帽子

　　成都媒体在获得会议录音后，对该医院医生进行了采访，一些医生表示，对于这种摊派式的“反贪”，交了钱就等于给自己扣了顶黑帽子，因此坚决不交；而也有医生说，迫于医院压力，“可能不交钱不行。”

　　7至9月，是卫生部规定的自查自纠阶段，而正如那位主讲者一样，多数医疗从业人员并不否认这一事实：医疗回扣在这个行业已相当普遍。此前收受的回扣，交还是不交？

　　四川催交医生回扣红包的政策，颇有渊源。2003年底，四川省开江县人民医院医生肖启伟，实名举报该院收受回扣，引致纪检和司法机关介入。次年，除几名领导收受金额较大被追究刑事责任外，普通医务人员也被要求限令上交回扣。

　　而据《凤凰周刊》报道，该院百余名医生集体抗交，一些人消极怠工，甚而上书为领导鸣冤。一些医生说：“既然院长敢进(药)，我们就敢开，检察院总不能把全院的医生都铐起来。”

　　四川一位市卫生局领导分析医生们的心理，一是法不责众；二是收受回扣由来已久，当事人并不以为罪，甚至认为是行规和正当酬劳。这位正在组织“自查自纠”的官员说，他不排除一些干部和医务人员仍有观望和侥幸心理。

　　检察机关：普通医生仍然是“自查自纠”

　　真正的风暴，是司法机关介入后才动静显著。开江案发后，四川省检察机关，根据从医药器械商处查获的线索，在全省布置了一项专项行动。

　　刘波，现在是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保安。而在去年，他还是这家医院的总务处处长。他和他的几名同事，应该是这场风暴中的相对幸运者，他们或免于刑事处罚或被判处缓刑，降职但被保留工作，而他的另外3名同事，此时已在狱中。

　　去年至今，在四川省共有128人被查办，涉案金额近千万元，涉及36名医院院长、副院长和一批处室领导。其中成都榕株实业公司在销售彩超仪器过程中，即向7家医院人员送回扣160余万元及其他财物。

　　不过，检察机关的这次行动尚未涉及普通医生的回扣问题，对于这一部分人，政策仍然是“自查自纠”。

　　普通医务人员收受回扣的性质认定，法律上仍是空白，司法部门也无暇顾及。对涉事者的处理，多取决于当地的“政策”。

　　宽与严是很难把握的分寸

　　而进入2006年，在中央启动治理商业贿赂行动后，“治贿”有了尚方宝剑，北京刮起的治贿风暴很快蔓延至全国，其中医疗回扣成为业内外的众矢之的。

　　但四川某市一位卫生官员说，医疗回扣涉及面广，而上级一度方向明确，政策模糊，使得一些地区或失之于宽，或失之于严，而医生也难测上意，不免人人自危。

　　早在3月28日，全国卫生系统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高强即下令要求涉事者“主动讲清问题，并上缴有关钱物”，同时强调“既不搞人人过关，又不能留下死角”。但在一些地方的医疗系统，这场治贿风暴不仅刮到了每一个角落，甚而吹动了每一个人。

　　就在上周，成都市卫生局监察室主任何勤来到金堂县督导治贿工作，向金堂方面强调，不能过左，不能搞人人过关，不能下指标。

　　他说，根据中央和四川省的有关政策，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较为严厉，而对普通医务人员，已经是“很宽松很宽松”。

　　松与紧，宽与严，少数与多数，如何拿捏好法律与政策空间，是各地治贿行动中较难把握的分寸。

　　有了尺子也不过是治标之策

　　直到7月初，媒体披露了卫生部出台的查处卫生行业商业贿赂案件的指导意见，在执行者看来，才有了一把尺子。

　　这个指导意见的明朗之处在于，将医疗系统人员分门别类处理。对于卫生行政部门公务员等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者，要求“坚决查处”；对于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干部等利用职务之便,索贿、受贿的行为，要“严肃查处”；而医务人员在临床诊疗活动中,利用业务之便,索要财物的行为,以及收受提成数额巨大、情节严重而拒不自查自纠的行为，则要“认真查处”。

　　对于前两种情况，只要自查自纠，可以依法从轻或免于处罚；而对于普通医务人员，只要讲清问题，交清回扣，则不论金额大小，均可免于处罚。

　　按前述那位负责人的理解，这项政策对普通医务人员“非常宽松”的理由，在于“医务人员是特殊群体，医院的生存主要靠医务人员，如果医生出现分心，不负责任，可能涉及到患者的生命安全。”

　　因此，“从关心爱护知识分子角度，只要承认错误，进行改正，就不再追究。”他对这项政策的归纳是“要教育大多数，惩处一小撮。钱要收，风要刹。”

　　即便如此，在何勤等一线执行人员看来，当前声势浩大的治贿行动，主要是震慑和教育作用，远非治本之举。如果不解决医疗购销的体制痼疾，不对医疗经费做制度性保障，当前的治贿风暴，何勤将其比作治理污染，“如果不从源头源中治起，单治源尾，只是治标之策。”

　　新闻附件

　　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将受贿的主体扩展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他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也构成犯罪。一般认为，这一规定解决了医生的受贿罪主体问题。

　　8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透露出的消息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和反贪总局已共同研究起草了《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正等待出台。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