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以来，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在“后‘9·11’时代”，这个世界是否变得安全？而就在上个月，英国警方侥幸挫败了一起堪比“9·11”的恐怖袭击阴谋。联想起2004年发生在西班牙的“3·11”恐怖袭击以及2005年英国伦敦地铁爆炸事件，人们至今心有余悸。

　　显然，“政治”原因不足以解释“人体炸弹”为什么心甘情愿去送死。他们并不从事政治，并不缺衣少食甚至自由，他们更多是为了观念而战。为此，将人类解释为“语言或者观念的动物”，或许更能接近事件的真相。

　　然而，很少有人相信自己是语言与观念的奴仆。人类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语言的绝对主宰———我们设置了语法，有统一标准的字典可供查阅，倘使有人写错了字，我们会像弹簧复位一样立即指出他错在哪里。一切如此透明，谁能想到其中有咒语，会缠住人的灵魂？

　　早在1993年，亨廷顿因推出“文明冲突论”赚取了盆满钵满的名声。该理论本意在提倡各种文明间应理解宽容。然而，当这种理论开始在学界、政界与社会上流行时，一方面，就像“木乃伊归来”一般，复仇者迅速通过文明冲突论完成招兵买马；另一方面，下流政客会拿它来掩盖不三不四的政治，老百姓会不明就里地上街或远征。

　　不可否认，追求现在与未来的幸福与自由，这是人类文明得以存在并且不断走向融合的一个大前提。在此过程中，发生冲突在所难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是文明发生冲突，因为任何文明，无论它具有怎样的“文化例外”，它都属于人类文明本身，没有哪个文明是孤绝一块。历史同样证明，那些以文明冲突标榜的战争，本质上都是“不文明的冲突”，是“利益的冲突”。

　　《制造的事实》一书的作者、著名心理学家瓦兹拉维克博士举例说：某年加利福尼亚报章说汽油将短缺，于是当地人疯狂加油，一夜之间便造成了短缺———原本不会发生的恐惧变成了现实。根据瓦兹拉维克的理论，我们可以推断，当“文明冲突论”变成一种时尚，当人们把对现实的描述当成现实本身，原本没有冲突的国家或文明也得造出冲突来。世界历史上不乏小事变成阴谋论，直至酿成大悲剧的事件。从此，冤冤相报，恶性循环。很多时候，人类苦难与悲剧就是这样被一层层解释出来的。

　　有个笑话同样解释了瓦兹拉维克说的因果倒置：一个推销员来到乡下，对当地人说，你们得买个防毒面具。没多久，附近盖起了个工厂，许多有毒气体从大烟囱里冒了出来。于是大家找推销员买防毒面具，称赞他的预言准。当问到冒烟的工厂生产什么时，推销员说，就是生产防毒面具的。

　　这位推销员似乎谙熟所有政治操纵的密码，如果生活在二十世纪初的德国，他可能会当选国家元首。谁能否认，军备竞赛便是在不断的预言中完成的“预言实现”?

　　“9·11”事件后，正是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引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和其他信仰伊斯兰教国家的强烈不满，以至于“文明冲突论”像“诸神渴了”一般，在嗜血的掌声中继续兑现“自我实现咒语”。

　　回顾人类历史，所谓“文明的冲突”，归根到底都是些“不文明的冲突”，它们无不见证人性的弱点。而真正的文明，当崇尚自由与幸福，崇尚世界的多样性，而绝不是“惟我独尊”的霸权主义，也不是“孤芳自赏”的封闭主义。无休止的打斗写就的人类的故事，只会浪费人类的光阴。

　　假如一个文明能尊重另一个文明，假如每个国家都将自己视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的一角，世界上便不会有以“政治世仇”或“文明世仇”冤冤相报。惟有文明和解才能消灭恐怖主义赖以寄生的“不文明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