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14日，解放日报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解放论坛》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媒体自身也要讲荣辱观》。此文甫一发表，便在新闻界和社会各界产生广泛影响。中央领导同志做出批示，要求把新闻媒体自身的荣辱观教育引向深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童兵认为，媒体自身的荣辱观建设的确是当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正人先须正己，这篇评论说得很及时，讲得很到位。不少读者也纷纷致信报社，对这篇评论的观点表示认同，希望媒体加强自身的荣辱观建设，为整个社会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做出贡献。

　　6月22日，中宣部在全国政协大礼堂举办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报告会。当天，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巡回报告团全体成员发出《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新闻价值取向，为党和人民为伟大的新时代引吭高歌》倡议书。6月25日，中国记协发出《关于积极响应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巡回报告团倡议书的意见》。6月28日、29日，各省、自治区、各党委机关报优秀编辑记者代表以个人名义响应《倡议书》和《意见》的消息纷纷登上各大媒体。6月29日，新华社综合报道全国新闻界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情况。8月25日，全国新闻战线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恪守新闻职业道德，把“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不断引向深入电视会议在北京举行。至此，以新闻界加强自身荣辱观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持久深入地展开。

　　问题的提出

　　媒体自身的荣辱观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较容易被媒体自身忽视的问题。有些现象很耐人寻味，比如，有的报纸头版、二版都是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内容，一副严肃认真、正气凛然的样子，但到了后面的文化娱乐、体育版却低俗不堪；在电视媒体上，新闻节目中教育群众要树立荣辱观时滔滔不绝，一派正人君子的神态，而到了稍晚时段的娱乐节目却似乎又脱掉了正经的外衣，用轻浮来吸引观众；有些所谓主流网站在新闻要闻板块，也是严谨有加，可一到了社会新闻板块，则是色情凶杀整“页”横飞。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显然，媒体宣传荣辱观与媒体自身的荣辱观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二者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也有一定区别。从联系的角度来看，媒体自身荣辱观能够决定媒体宣传报道荣辱观的深度、广度乃至成败。一个有着强烈荣辱观的媒体，它在宣传报道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方面可能会深有同感，并将自己的价值观渗透在新闻报道、媒体行为之中。就二者的区别而言，媒体宣传荣辱观只是媒体自身功能的体现而已，这只是说明媒体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或者仅仅是按照宣传要求进行工作。而媒体自身的荣辱观就不仅仅是一种任务，或一种功能，它是内嵌于媒体自身结构之中，成为媒体“肌体”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存在并不以宣传任务和外在使命的要求为先决条件。然而在现实的新闻实践中，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往往被误读了，或者成为“两张皮”，在对社会宣传荣辱观的时候无视自身荣辱观的确立，或者以为宣扬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就等于自己也有了正确的荣辱观。这都是片面的、有害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媒体自身的荣辱观呢？简单地说，媒体自身荣辱观就是媒体的价值观,就是媒体自身的价值导向，是媒体自身的兴趣、爱憎、好恶的集中体现和反映。以什么为美，以什么为丑；以什么为是，以什么为非；以什么为善，以什么为恶；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耻，这些不仅是一个媒体教育百姓、教育受众的主要内容，也是媒体必须自省的首要问题；不仅是一个媒体正别人的“尺”，也是媒体校自己的“度”。一个媒体以什么为价值导向，也说明了一个媒体以什么为“荣辱”。新闻媒体的荣辱观决定了新闻题材的选取、新闻制作的手段、新闻效果的释放，乃至对新闻受众的塑造。

　　在举国上下大力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的大气候下，媒体宣传报道的荣辱观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就是媒体自身的荣辱观建设，这也是媒体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我们媒体能够宣传好、报道好并推进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当前新闻媒体自身的荣辱观建设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经在浙江杭州市做过一次民意调查。他们对三个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类型的人群进行了一次街头随机调查访谈。这三个不同的组，一是离退休工作人员，二是党政机关干部，三是年轻白领。经过问卷调查和随机访谈，结果显示，无论哪组人群都认为，当前我们这个社会究竟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类似这样的问题，社会不仅没能给出答案，反而让人愈加糊涂。更令人吃惊的是，被调查者对媒体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主要是指媒体在舆论引导方面，在全社会价值观的塑造方面）持严肃的批评态度，这项调查很能说明问题。党中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很有现实意义，针对性很强。应当正视的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价值观混乱的表现相当普遍，有的问题还很严重。这种混乱与媒体的“无所作为”、责任缺失有很大的关系。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是否真正做到了向社会提供正面积极的舆论引导和价值观规范，是否真正将自身荣辱观建设推向深入，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正视媒体自身荣辱观的缺失

　　当前媒体自身荣辱观建设的状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是非不辨

　　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在我们的不少媒体上，看不到清晰明确的界定与判断。符合科学规律、符合客观规律，就是“是”、“对”、“真”，反之就是“非”、“错”、“假”。

　　前不久，全国媒体爆炒“郭敬明抄袭事件”。郭敬明这位据说时下很受青年人欢迎的年轻作家，因其作品《梦里花落知多少》涉嫌剽窃作家庄羽作品《圈里圈外》，引起多方争议，最后诉诸公堂。今年5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定郭敬明抄袭事实成立，并处赔偿及登报公开道歉。但当事人郭敬明却拒不道歉，不承认自己的行为过失。在某些媒体的视野中，只有“新闻”，没有“是非”。这就是为什么偏偏是郭敬明的“不道歉”行为受到新闻“青睐”，而“抄算什么，这个社会到处都有抄袭；庄羽写得没有郭敬明好，郭敬明抄也抄得有才华！”这些“郭迷”的言论不仅没有受到有力的批评，反而得以进入主流媒体混淆视听。人们不禁会问，媒体表现这些东西，究竟在宣传什么样的价值观？是不是在教育受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越抄越有理”、“抄也是本事”呢？

　　再比如，前段时间国家调整税收政策，不少媒体公然宣称，消费税的调整就是在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而这点税收对富人来说不过是毛毛雨。

　　这种言论以“为老百姓代言”自居，一时也的确蒙蔽了不少群众的眼睛。然而这种论调缺乏起码的科学常识，曲解了国家和政府旨在利国利民的重大经济决策。事实上，消费税的调整，或者说谁来承受税收负担，这不是一个想当然的问题，而是一个严谨、严肃的科学问题。从经济规律上说，税负的承担者与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弹性密切相关，这同老百姓与富人扯不上什么直接联系。爆炒税负与老百姓的关系，要么是媒体的无知，要么就是媒体的别有用心。这个问题蕴含着一个媒体的专业性问题，媒体的科学认识能力问题以及媒体的舆论引导水平问题。

　　2.善恶不明

　　什么是“善”，善就是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人类行为，恶则反之。但是当前也有不少媒体却越来越让人感觉到“善恶不明”，让人无所适从。美化腐败分子的人性张力，混淆反面形象的善恶界限，是当前许多所谓反腐、反贪、反黑电视剧作品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比如在全国收视率较高的电视连续剧《黑冰》中，由王志文扮演的毒枭郭小鹏，具有高学历、高智商，电视剧把他刻画成了重情重义的汉子。剧中有一段情节，写的是当公安干警前去抓捕这个大毒枭时，他知道已难逃法网，临被捕前居然还不忘给自己的老奶奶最后洗一次脚。这个情节的处理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编导究竟在这里向观众传达什么样的善恶观念？

　　正如许多观众所言，电视剧、小说中的腐败分子、黑道人物怎么那么有人性、有感情、有品位？如今我们的媒体充斥着对社会上所谓“次道德”现象的“宽容”。什么是“次道德”？说白了，有点类似于古代的江湖哲学和匪盗行规。比如，犯罪分子绑架人质时，不伤害人质性命，所谓“要钱不要命”；抢劫女性时，不对受害者实施性侵害行为，所谓“劫财不劫色”；不法商家坑、蒙、骗消费者时，保留些许的“利润良心”等等。这些干着违法的事，却又寻求道德保护伞的行为，混淆是非、模糊好坏、骑墙善恶，最终削平整个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然而，我们的不少媒体却主张，从“国情”的角度出发，“宽容”“次道德”现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宽容”本身，“宽容”不是没有基础和底线，如果宽容导致社会价值判断的混乱，那么这种宽容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3.美丑不分

　　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看看媒体的嗜好就知道了。前段时间，女工裸体讨薪的新闻遍布各大媒体。但是仔细审视，不少媒体对新闻的兴趣并不是在“讨薪”———这个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上，而是集中注意力于“裸体”。无独有偶，同样是前段时间发生的某地女主持人裸体广告沿街而立的新闻，更是闹得沸沸扬扬。这种“集中轰炸”，带给广大公众的不是对问题的深入思考，而是流连于表面的热闹现象以及有关“裸体”的眼球效应。显然，这与媒体对新闻的兴趣、嗜好和价值判断密切相关。看来以低俗为美，对某些媒体而言已是“病入膏肓”。

　　以挖人隐私为能事，也成了近年来媒体的趣味偏好。这类媒体节目以前盯准了明星，现在则把目光偏移到了普通人身上。表面上打着关注现代人心理问题的幌子，实际上是一种窥私心态在作祟。话说回来，即便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心理、情感隐私公之于众，媒体是否有理由、有必要这样做?其实最根本的是，以感情宣泄、心理疏导为噱头，赚足饱含“眼泪”的钞票，至于事实的出入、感情的真假、价值判断的有无，都可以不加考虑，受众可以被捉弄成什么样子，也可以不予顾及。对此，媒体的责任心何在？此外，以反常为正常，以反常为“美”对许多媒体来说也是习以为常。不少媒体人就认为反常才是新闻，正常不是新闻。所以会有那么多奇闻逸事见诸报端，有那么多奇人怪事频现荧屏，有那么多丑事耸人听闻。而这些“奇、崛、险、诡”之事，大多无普遍意义，甚至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相悖。

　　确立正确的媒体荣辱观须下功夫

　　媒体树立正确的荣辱观，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多下功夫。

　　1.强化媒体的专业精神

　　如今有一种颇有市场的理论认为，媒体的专业精神就是狗仔队精神。狗仔队从以前的贬义词，变成了现在对媒体专业精神的生动“注脚”了。正是这种指导新闻媒体运作的错误理念，使挖空心思地曝料、跟踪、偷拍等非新闻手段运用于新闻实务，严重降低了媒体的公信力和社会声誉。有些人把媒体“抢新闻”变成了“挖隐私”，其实这是对新闻规律的歪曲和滥用。在这个基础上，专业精神的概念进一步被偷换，新闻记者充当“狗仔”的“热情”、“大胆”等也被纳入所谓“专业”的范畴而受到推崇。这显然是对新闻从业人员的一种严重误导。

　　事实上，新闻的专业精神应该更倾向于科学精神与理性精神。即在报道新闻过程中提倡以专业视角审视新闻题材，以理性精神挖掘新闻素材，以科学精神提炼新闻观点。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去伪存真、去粗存精，把科学而合乎理性的新闻判断和真知灼见交待给读者和受众，这也是对新闻对象和读者高度负责的职业态度。实际上，当前不少媒体之所以出现“是非不清”的现象，有一部分是由于“不为”，即媒体本身只想作自然主义的“纯客观报道”，不作价值判断；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不能”，即没有那个能力去作科学判断，说白点，也就是自己没那个水平。事实上，现在不少新闻记者的知识结构并不足以承担起科学判断社会现象的能力，这也是造成许多新闻报道想当然、乱评判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因此加强媒体专业精神的培养已经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2.深化媒体的人文素养

　　这些年来，媒体的人文素养得到了业界的普遍认同。新闻的人文精神要求新闻反映人的现实生存状态、表现人的生活情感、重视人的尊严、地位和价值。最近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曹爱文“救人先于采访”的宝贵行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肯定。显然人文素养是加强媒体荣辱观建设的有力抓手。

　　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全力做到新闻的“三贴近”。“群众利益无小事”，不仅要求媒体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新闻宣传的第一位，更重要的是，媒体要把群众的利益视为自己的生命，用社会主流价值规范指导自身的行为。我们的媒体没有必要总是将新闻关注的焦点放在明星、富豪、精英和所谓的成功人士身上，这样的新闻价值取向似乎告诉人们这个社会只是“名人”的社会、“精英”的圈子，这就把群众排除到社会舆论体系之外，排除到社会构筑的主体力量之外，群众当然对此意见很大。所以我们的媒体要把新闻的视角尽量延伸到普通人、基层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关注他们的情感世界，关注他们的所思所想，关注他们的利益诉求。要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出发，弘扬社会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规范、价值要求，要努力做到心里永远装着群众，体察民意民情，反映人民心声，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才是真正的人文素养。

　　3.提升媒体的伦理修养

　　新闻界仍然需要加强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的建设。

　　现在我们讲新闻的“三贴近”，但这很容易在实践环节被异化。比如，许多“以低俗为美”的媒体现象、以低级趣味为审美价值取向的媒体偏好，往往最初都可以打上“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标签。这种现象背后的媒体逻辑是：不是我低俗，而是大众喜欢低俗，所以我也“以低俗为美”。这种观点把低俗的责任完全推给社会大众，不是从自身的角度来自省问题，显然这里就存在一个伦理素养的问题。

　　即便大众喜欢低俗，我们媒体传播是不是都要去迎合这种嗜好？我们有没有责任去提高大众的口味？事实上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恶性循环，媒体引导带来了习俗的败坏，败坏的习俗反过来又推进了这种引导。如果说大众真的喜欢低俗的话，媒体的引诱和误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从这方面看，媒体需要好好反思和审视一下自己的伦理修养。

　　康德在道德问题上曾经有一个“绝对律令”之说，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都绕不开一个伦理硬约束。就是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大家应该清楚，这是一个硬约束，是不可回避的。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在某些情势下，这个硬约束没了，或者有，但不起作用。探讨其原因，不是本文的主题，可以另做一篇大文章，但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及，即我们缺乏“伦理修养”。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伦理修养的建设，在我们媒体人中树立一个道德“硬约束”是非常必要的。

　　（作者系解放日报评论员，主任记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游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