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本兼治打击传销

　　针对部分地区传销活动的花样越来越多、传销队伍越来越庞大、组织越来越严密的非法传销回潮现象，接受采访的有关人士建议，在打击传销专项行动中，要从五方面着手标本兼治。

　　一是地方政府要克服错误认识，要真打。记者在海南采访时了解到，海南省曾经是我国非法传销的重灾区，也是我国传销发源地之一。最高峰时曾聚集了五六万名传销者。但在2000年至2001两年的大规模打击中，该省共查获并清除出岛的非法传销人员达58000多人次，移送司法机关案件达60宗，在全国轰动一时。目前的海南已摘掉了非法传销重灾区的帽子。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真正认清了传销的危害，动了真格。对打传不力的干部，一律革职查办。

　　二是加大经费投入。梧州市工商局局长李树华说，打击非法传销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执法人员、经费的不足，使打击行动很难长期开展下去。每当一个阶段的打击行动结束后，就会被非法传销组织者利用，这些组织者就对被骗的人员说，政府的打击“是宏观调控，是为了控制规模，让一部分大胆的敢于做的人富裕起来”，这样的宣传对于文化不高的传销者来说，迷惑性很大。同时，非法传销案件的特殊性，决定了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工作，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上一般非法传销人员的清理遣返工作需要大量经费运作。来宾市工商局副局长黄文翔建议，政府拨出专款，最直接的效果是可以成立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管理站，聘请几十名协管员，从根本上遏制非法传销依存的条件。

　　三是建立群防群治的打传长效机制。打传长效机制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公安、工商部门没有赋予同等责任；二是打传与社区管理脱节。黄文翔说，现在打击传销说起来与十多个部门有关，但是国家将“第一责任”放在了工商头上，实际上这是欠科学的。因为现在的非法传销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多的是社会问题。在很多时候公安起到的作用会更大。但现行规定导致的实际情况是公安可打可不打，给查处带来很大难度，难以形成合力。

　　四是完善打传法律、法规。梧州市蝶山公安分局副局长梁军建议，一方面将《禁止传销条例》的第二十六条“为传销人员提供经营、培训场所”增加“住宿”的内容。同时，对传销行为定罪依据及证据规格进行修改。因为非法经营罪规定追诉标准5万元，往往难以达到。因此，建议可以诈骗罪论处。他还建议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证据规格要求进行修改，重新确定证据规格。如发展传销人数在10人以上的应为情节严重的表现之一，只要有10个以上“下线”传销人员共同指证，就可以认定其犯罪行为。

　　广东江门市公安局负责人建议，重新明确公安机关内部分工。传销在2001年被定性为非法经营罪之前，一直被作为社会治安问题，由治安部门进行管辖，2001年后，转由经侦部门管辖。传销的社会治安问题性质并没有改变，尤其是出租屋的管理问题。建议对日常的面上清理工作，由治安部门负责，经侦部门协助进行查处，对构成犯罪的，由经侦部门查处。

　　五是加大宣传，形成舆论高压态势。记者在广西某市采访中了解到，尽管当地传销严重，但地方几家媒体很少见到有关传销的报道。“我们曾经对外来传销引发的案件进行过采访，但最终被‘枪毙’了。”当地一位媒体记者说。

　　梧州市工商局局长李树华说，由于缺少宣传，当地群众对非法传销危害认识不足，从而对打击非法传销缺乏群众基础。加之非法传销组织的下层人员绝大部分文化程度低，整天“洗脑”，不让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纸，因此很难形成打击非法传销的高压态势。他建议，政府要通过各种形式，加大宣传，包括法律、法规，查办案件等，让传销者和当地群众有清醒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