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网友说请问崔总，针对目前同《新民晚报》等主流日报的媒体，您觉得《青年报》优势和劣势体现在什么地方？

　　崔斌：我们其实一直在思考，所谓优势就是《青年报》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在哪里是我们改扩版和经营创新之前一直考虑的问题。我觉得在这几个方面有所体现，一个是我们尽可能把产品本身做好，产品本身做好主要体现在内容竞争上。

　　《青年报》跟其他媒体比，我刚才也提到过，我们坚持的理念就是新闻、新闻还是新闻这样一个新闻理念。在这点上我们也是传承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诞生于上海的老牌报纸，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申报》，他当时的负责人史量才也是报界的老前辈，他讲到“新闻贫乏报纸就丧失了生命”。所以我们在改造《青年报》的时候，强化新闻第一这种理念。所以发行上虽然《青年报》版数不是最多，但是我们的新闻含量却是非常多的。

　　第二个我刚才讲到我们新闻结构非常合理。要做一个产品，它的基本框架首先要清晰，要完整。我们总结了全国很多都市媒体，很多都市报成功的经验，把他们最受欢迎的版面和结构进行优化，然后我们继承下来，形成了现在《青年报》全面完整的新闻结构。

　　第三方面，《青年报》从内容环节我觉得我们很注重事件性新闻的报道。因为事件性新闻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也是最容易出彩，最能体现我们采编实力的这样一个板块。所以大家发现，凡是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青年报》都会拿出大量版面给予全面、深入的报道。看了《青年报》这样的新闻，读者会感觉到比较解渴。

　　第四我们比较注重新闻策划和策划新闻。包括我们的暗访，包括我们送贫困大学生回家过春节等一些新闻，既有新闻策划的成分也有策划新闻的成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获得了一些成功。

　　在采编这个环节上，我们在这几点上争取做到在同城媒体中的领先。这是我刚才讲到要把产品做好，这是一个核心竞争力。

　　第二个方面，事实上我们目前包括报业产品，包括其他的企业产品，同质化的倾向还是比较明显。近几年来，产品的竞争更多的是体现在营销上的竞争，所以在报业营销上应该说是我们一个特别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有这样一个理念。所以大家发现，《青年报》包括报纸销售的模式，我们是自建队伍进行发行，这样可以有效地迅速拉升我们的发行量和调配我们的发行结构，是委托第三方发行单位所无法完成的。

　　我们报纸拥有的完善的发行网络，在上海来说应该是绝对领先的。最近上海市政府对《青年报》的整个发行体系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作为一个政府工程来抓，把它列入了上海“十五”规划之中，这是上海唯一入选的媒体，把《青年报》作为一个报业的标杆，我觉得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肯定。

　　同时我们也非常注重整个报纸的品牌推广以及整个报纸的广告销售这方面相应的工作。我经常讲，我们上海青年传媒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品牌经营公司，说白了就是说我们这个青年传媒公司就是在经营《青年报》这样一个品牌。只有《青年报》品牌为广大受众所熟知了解，为广大客户所认知，才可能有更多的读者来读这个报纸，有更多的广告投放到这个报纸上来。所以我们也通过各种推广手段来树立《青年报》的品牌，举办过很多大型活动，如上海欢乐购物节、短信文化大奖赛、3.15维权大行动、上海传媒广告论坛等，同时，在很多媒体上宣传青年报，如央视二套、东方卫视、第一财经、生活时尚频道以及广播、户外媒体、公交车身广告等。

　　我们广告销售这个环节应该说也是有核心竞争力的。我们是自己组建了一个80多人的销售队伍，同时我们打破了上海的报纸独家代理经营模式，我们采取的是自营和泛代理制相结合的经营模式，就是自己经营和广泛代理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上海推行以后，应该讲起到了非常良好的市场反馈，我们的广告业绩提升得很快。

　　以上几方面应该是我们一些优势。说到《青年报》，应该讲也不是没有劣势，《青年报》在改版之前应该讲在市场当中是被边缘化了的报纸，这样一份报纸品牌形象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而改造一个老的品牌和新办一个品牌所付出的代价是不一样的。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如果我们仅限于在广告市场当中谈论这个问题的话，以前《青年报》在广告市场当中比起上海以前传统的几份报纸而言还是处在劣势地位。现在通过我们的改造逐渐扭转了这样一个劣势，逐渐使《青年报》的价值为大家所认同。这样一个价值也是逐渐被发现、认知的一个过程。

　　《青年报》虽然存在历史很长，但是改造以后的《青年报》还是一个年轻的报纸。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提高，我们也向国内同城也向国外很多优秀的媒体学习，不断弥补劣势、强化优势。

　　主持人：谢谢崔总。我们网上一些网友开始提出问题，他们问您是不是在《北京现代商报》待过一段时间？这个报纸现在怎么样？《青年报》男性读者多还是女性读者多？

　　崔斌：我最近在一些行业性媒体上发表过一些文章，主要谈报业生产的一些规律性的问题，其中我特别提到了我在《北京现代商报》这段工作经历。虽然只是我一个过渡性的经历，时间很短，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也使我感觉到，如果不按照报业规律去办媒体的话，报纸是无法走向成功的。这一点也是我离开商报一个重要的原因，其他我也不好多谈。

　　有关《青年报》读者结构的问题，我倒是可以讲讲。我们根据第三方的调研数据，我们男性读者占51%，女性读者占49%，基本上发展比较均衡。

　　读者的年龄结构中，15-24岁读者群大概在30%，24-45岁也在40%左右，所以我们的核心读者群还是在24-45岁这个区间。

　　从受教育程度上来讲，我们的读者绝大部分是高中和专科以上学历，这是我们一个大体读者结构上的描述。应该讲我们这样有个读者结构是很多报纸所梦寐以求的结构，这样的核心读者是社会中坚力量，也是最具消费力的群体。

　　主持人：网友说您参与北京《京华时报》的创刊和上海传统《青年报》改造，这两项工作中您觉得哪一个挑战和难度更大呢？

　　崔斌：其实这两份报纸对我个人而言，很难分清哪个难度更大哪个更小。我出任《京华时报》副总经理的时候才26岁，是第一次在一个报社高管位置从事相应的管理和经营工作，所以当时对我的挑战是很大的。以前我一直是在党报工作，从党报的经营过渡到市场化媒体经营，同时又是国内大报中最年轻的高管，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当然我到《京华时报》负责它的广告经营是有一些基本的理念的，我觉得至今我还是坚持的。也就是说虽然我没有运作过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的媒体，但是我知道办报纸也是办企业，做报纸也是做产品，要将这样一个基本理念带到整个《京华时报》的运营当中去。所以我在整个《京华时报》创刊之前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推广工作，让这样一份还没有上市的报纸，通过各种宣传手段，让北京的老百姓都知道。整个《京华时报》上市之前的预热工作，或者说是推广工作是由我来主导和实施的，应该讲非常成功。当时我坚信一个理念，其他新产品上市前要通过这样一些推广行为，报纸上市也应该如此。所以我们就一改传统媒体上市之前不善于炒作，不善于推广的这种劣势，使《京华时报》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同时在《京华时报》上市前就签定了近三千万的广告合同，置换了大批物资，为报纸上市促销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上的准备，同时制订了一套完善的广告代理政策并组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在《京华时报》是我学习锻炼的过程也是贡献青春力量的过程。在《京华时报》我向吴海民社长、杨国伟总经理以及其他领导班子成员汲取了很多养分。当然，吴社长、杨总至今还在很多场合对我给予较高的评价，这些鼓励的话语传至我的耳畔更加坚定了我克服困难、向更高目标前进的决心。之所以我不畏艰辛来上海全力促成青年报与青鸟的合资，现在又全盘负责该报的经营，也是了却我未尽的心愿和事业。

　　《京华时报》在北京是我们一种全新的尝试，因为它是社会资本和《人民日报》共同投资兴办的市场化媒体，应该说在北京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都是一种考验，我们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我们跌过一些跟头，另一方面我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毕竟是一份新报纸，训练获得一个市场的成功，也是检验了我们团队的经营管理能力，也证明了我们很多做法现在看来是正确的。

　　对于《青年报》，虽然我有过一些传媒经营市场化媒体的运营能力，但是在上海办《青年报》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方面我们不是新办媒体，我们是改造一张老的报纸，这份老的报纸本身有原来的文化传承和机制，同时也有原来的团队和新来的人员的有效融合，以及在上海这样一个对我而言相对陌生的城市改造一个媒体，应该说挑战也是不小的，所以我很难讲清楚这两份报纸对我来说哪个更容易，哪个更难，应该说都是一种挑战。在整个挑战过程当中，不断地获得一个锻炼和提升，同时也把自己这些年来积累的一些经验和对企业管理以及报业管理的一些认识融入到经营管理工作当中去，我感觉到对两份媒体的成长也贡献了一种力量。

　　如果说《京华时报》是近年来新办媒体的一个典范，那么《青年报》也应该是传统媒体改造、老报换新颜的一个标杆。

　　主持人：网友说，《青年报》从一份严肃性的报纸改版到一份都市类的报纸，在这之后的突破应该是非常大的难题，您是怎么看的？

　　崔斌：这种分类是有一点问题。首先，严肃性报纸和都市化的报纸并不对立。我们《青年报》目前所坚持的一个理念我们有一句定位口号，叫“严肃、大气、主流、负责”，我们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办报。所以目前《青年报》也是非常严肃，非常负责的一个媒体。

　　其次，我们也并非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都市报，因为《青年报》首先是团市委的机关报，我们本身是承载了教育青年、引导青年、培育青年成长的这样一个义务。同时我们也没有想把《青年报》办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都市报的愿望，我们还是想把《青年报》作为一张主流大报来定位，然后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运行。说是一个市场化的主流日报，可能更符合我们的定位。

　　主持人：您是从北京过来的，您觉得上海广告市场是不是相比北方广告市场是不是比较特殊？您如何看待上海这个市场的？

　　崔斌：首先上海GDP在全国各个大城市来讲是稳居首位的。一般来讲一个地方的广告营业额和它的GDP是成正比的，但是在上海对这样一个规律有所违背。

　　我曾经统计过一个数据，对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广告营业额排在前六名的报纸进行比较，上海的广告营业额比广州市排在前六名的报纸少十个亿，比北京排在前六名的媒体少二十个亿。也就是说上海平面媒体广告营业总额应该是相对比较低的，这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不相称的。

　　另外，上海平面媒体广告行业发育较慢，也反映在我们代理力量上。也就是说，上海广告公司的总数基本上是北京的三分之一，广东的二分之一。而且从代理形式而言，上海普遍采取总代理的形式，广告代理公司对媒体的代理形式多数是采取一种总代理的形式，而北方包括南方基本上采取的是泛代理的形式，也就是多家广告公司代理一个媒体的广告经营，而上海多数是媒体独家代理这种相对“原始”的形式。

　　这样一些特点使我们在上海运营《青年报》遇到一些困难，一方面广告市场活跃度较低，市场开拓难度大，另一方面广告从业人员总量低，广告人才奇缺，我们遭遇到了集团军作战，我们对手很多都是代理众多竞争性媒体的大型、巨无霸的广告代理公司。现在我们也在转变思路，如何做到竞争合作两方面都要兼顾，也就是能够和我们的竞争媒体，包括我们的竞争对手采取竞合的关系，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我们作为企业来讲，要争取更大的收益，在上海不是一定要和哪一个媒体，哪一个代理公司为敌，我们既有竞争的关系，又有合作的关系，这符合我们长远的发展，也符合企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