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立伟

　　甘肃徽县报道

　　一个令新寺村1000多名村民恐惧的秘密，突然之间被揭开——他们流淌的血液里，含有致命的铅。

　　3月10日，一个名叫周浩的5岁男孩被高压变电器击倒的那个下午，秘密被揭开。辗转来到西安西京医院，12日下午，孩子的一只胳膊被切掉。但悲剧还没有结束，4月4日，医生的血液检查带来了新的噩耗：周浩每升血液中铅含量高达267毫克——这是中度血铅中毒，可伴随腹隐痛、便秘、贫血、多动、易冲动等症状；450毫克及以上的为重度中毒，铅含量等于或高于700微克/升时，可伴有昏迷、惊厥等铅中毒脑病表现。

　　儿科主治医师询问周浩的母亲王淑红，生活区周围有没有可能被铅污染的地方，王一下子想到离村子只有几十米的一家铅冶炼厂。从1996年建厂开始，十年间，那里的烟囱一直冒着黑烟。

　　“医生开玩笑的说，你们最好把工厂赶走”，王感觉这是天方夜谭，“我一个老百姓怎么可能做到”，“那就带着孩子去别的地方生活，否则，血铅中毒治不好。”

　　这是一个令她不安的答案。回家后，周浩“血铅中毒”的消息在村子里蔓延。7月底，11个村民自费到西安市西京医院检查血铅，令人震惊的结果出现——他们全部超标！

　　整个村子开始不安。但村民们，不可能移居。

　　枯萎的树叶

　　新寺村离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县城不到2公里。这个村共有6个小队，人口1536人。西京医院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6日，共有877人在该院做过血铅含量检测，其中14岁以下儿童334名，均血铅超标。

　　专家的意见认为，较重的铅颗粒一般在离地面一米范围内漂浮，因此儿童铅中毒的可能性要比大人高，50岁以上的老人因为活动量小，消化功能减弱，中毒的可能性也大。

　　“政府一直在说是我们的血铅超标而不是中毒，儿童可能是因为卫生习惯不好以及吃膨化食品导致的。”村民说。在村委会大院内，县妇幼保健站的3个医生正在给村里14岁以下的儿童分发20丸维生素AD胶丸、1瓶肝浸膏丸、50粒葡萄糖酸钙片、以及200片消食钙片。

　　院子门口一些家长领着自己的孩子。9岁的陈鑫刚刚1米出头，和大多数张开嘴巴的小孩子一样，他黑色的牙齿因为长得缓慢，似乎刚刚露出牙床。这里孩子的体重、身高和他们所说的年龄显得不相配。

　　在离最近的民居只有不到100米的路两边，就是肇事的两家企业——一家以铅冶炼为主，一家生产电解铅。在300米外，失去一只胳膊的周浩在姐姐的背上笑着，从他们家的院子就可以看到高耸的烟囱。

　　在两个工厂的大门外，村民挖了一个宽、深均为一米的壕沟，将土堆在紧锁的大门。在“宏宇有色金属公司”大门的门石柱上，2004年用铜板制作的牌子上写着“县重点保护企业”，而一边高楼的白墙上刻着大字“本企业通过ISO9001:2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隔离厂区和村庄的是一片庄稼地，上面种了辣椒、茄子等蔬菜，土地颜色较黑，一些矮矮的玉米已经枯死。围墙外大约50多米处，两棵白杨树的叶子边缘已经焦黑，越高越明显的枯萎。

　　“7月底，村里种的1600亩大豆在没有成熟前叶子就开始枯黄，最后每亩只赔了15元，相当于10斤黄豆。”周浩的父亲周永杰说。另一名刘姓村民告诉记者，在2004年，厂区周围种的白菜被铅粉盖得乌黑，企业每亩给村民赔了200元。

　　对于人均只有1亩7分地的新寺村民来说，即使可能遭受污染，他们也不可能放弃工厂周围的土地——在山地为主的地方，这些平整的土地十分难得；更因为紧挨县城，一个村子60%以上的农户种植蔬菜进城贩卖。“从1996年建厂后，县城买菜的居民总是问我们是不是水阳乡新寺村的，”几个农民说，“他们知道我们这里污染严重，都不敢买我们的菜。”

　　“那些烟囱总是在晚上冒着更黑的烟。”七嘴八舌的村民对企业投产后就开始遭受污染似乎习以为常。尽管政府答应，14岁以下孩子血铅中毒的可以去医院救治，但是满大街跑着很多小孩，围着记者会兴高采烈的报出自己的血铅含量——“370！”“265！”脸上不曾有丝毫的忧愁。医院能够提供的床位太少，这些孩子无处救治。

　　国家环保总局的任隆江特派员告诉记者，这家企业是毫无疑问的重点污染源，“初步的检查发现，该厂生产设施陈旧，环保长期不达标，排放废气污染物”，他说，“我们已经要求全部关掉，同时也在进行检测其他因素的工作，比如水源，因为该地区存在铅矿”。

　　昂贵的铅

　　徽县处于“西成铅锌矿带”——秦岭西段的西和县到凤县之间的矿带。该县发展计划局副局长席建中说，多山少田的徽县是“矿业依托型经济”，“矿业企业支撑占全县财政的70%以上”。

　　在徽县，原先国有的企业经过去年改制，以及2002年以来的重组整合，目前形成3大私营矿业集团，有以锌冶炼为主的宝徽集团和以采、选为主的天洛集团，而引发铅中毒的两家企业归属洛坝集团。

　　改制前的洛坝集团是一家由张国栋任法定代表人的国有企业，2005年6月3日，经过来自兰州某机构的评估，原资产3.2亿元的集团以8000多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了张国栋等人。在1995年出任企业负责人之前，张国栋任职徽县经贸局主任，目前是陇南市人大代表、省劳动模范。在成功改制后，张辞掉了县人大常委的公职。

　　“到今年8月，集团的总资产已经达到6.7亿，利润1亿元，上缴税收8000万元。”一位洛坝集团资深员工告诉记者。目前，洛坝集团有六家子公司，除了采矿、选矿公司外，还有以生产粗铅和电解铅主主的两家肇事企业，格尔德公司则主要进行提取白银和硫等。

　　近几年，世界经济的繁荣导致铅、锌等金属价格翻倍飞涨，“选矿厂每个月可以生产铅粉100吨，每吨市场价1.8万元，锌粉5000吨，每吨3.78万元，通过上海的有色金属交易所出口，锌粉运到邻近的陕西省凤县装上火车，直接送到辽宁的葫芦岛港口，出口日本、美国等国家”。

　　而冶炼的粗铅价格大约每吨1万多元，卖到河南、山东等地，“电解铅主要用于汽车底盘以及飞机零部件的生产”，巨大需求使得工人们必须更加的付出才会有更高的产量和利润。

　　“改制后劳动量加大，3班24小时不停轮流工作，”8月22日辞职的白志强对记者说，“一个月一个班可以生产170吨粗铅，人均工资只有800多元。”另一个车间工人告诉记者，“2005年7月，厂里加大了生产力度，去年开始工作时间延长到12个小时，甚至更长，铅价在涨，工时在涨，但是工资并没有涨。”

　　这不是工厂的全部情况——除了辞职的职工外，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没有去做“血铅”检查，工厂只是组织他们“排铅”。

　　白志强说，“很多人都不愿检查，害怕失去工作”。在2家企业300多名工人中，只有少数是新寺村民，“我们村在工厂的工人只有3个作了检查，都超过了460”，白说，“我1岁多的孩子血铅含量达到619毫克，是中毒最高的受害者”。

　　在这家工艺落后的冶炼厂熔炼车间工作，白志强保护自己的是口罩、塑料眼镜、安全帽、帆布手套以及劳保皮鞋。多年来，该厂每年都有大量的工人不得不进行“排铅”。

　　“今年2月，有10多个工人肚子疼，厂里要工人去县医院检查，然后厂里给出具手续，让我们到凤县酒店沟矿监医院排铅，给发了200元补助；7月，熔炼车间的9个工人也去排铅"，从来没有排铅的白志强透露。

　　一位在工厂烧间干了8年的王姓工人，分别在2001年12月、2006年3月两次去凤县酒店沟矿监医院排铅，“我们部门每年至少有10多个人去排”。据他回忆，排铅的过程就是每天吃药和输水，“那里的院长告诉我，铅很难排出来，只能沉淀到四肢”。

　　10日傍晚，刚刚21岁、曾经在熔炼车间干过半年的程志强拿到了西京医院的化验单，数据表明，他的血铅含量高达618毫克。

　　村庄的未来

　　7月22日，政府下文要求停产，继续运转的企业惹恼了村民，他们在企业门前挖起了壕沟，县政府随后通知电业局断电才终于“令企业停产”。10晚上的《徽县新闻》播报，县四大班子召开会议要求污染企业“以大局为重”，实施搬迁。

　　县政府找来省里的专家向村民解释血铅知识——“问题并不严重”。但是，村民只相信陕西省的西京医院。“有些领导总是说可能是吃了膨化食品或者个人卫生不好，或者汽车尾气铅含量也很高，”几位村民说，“他们总是不承认是这家企业的问题。”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事发后表示，村民到医院进行的血铅检测结果只能作为筛选手段，不能作为最后确诊的依据。而甘肃省卫生厅则表示，是否是高铅血症或铅中毒，要待国家认可的有资质的权威医疗和职业病防治机构进行静脉血采集检测后，方可确认。

　　11日，记者在徽县卫生局获悉，他们将以冶炼厂为圆心，确定不同的半径，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选一些标本，抽血，送到国家疾病监控中心检验。“血铅检查，最正确的是静脉抽血，而末梢抽血主要应用于儿童。”这位工作人员说，这意味着西京医院从手指末梢提取血液的检查并不被甘肃政府承认。

　　9月4日，县领导赶往西京医院看望住院的11名儿童。“政府的人每5天来一次，给我们50元生活费。”白志强告诉记者，每户去西京平均花费了500元左右，“大人检查一次54元，小孩99元，这些费用仍然没有人承担”。

　　新寺村不会就此平静下来。在冶炼厂墙外不到10米的地方，来自浙江的商人去年设立了一家没有围墙的企业，将黑色的铅矿渣在平地上围成一个高达1米、面积约500平米左右的池子，用几十米之外的赵儿河水浇洗矿渣，析取铁粉。在河对岸，一家去年建立的公司“从邻近的凤县、成县拉来锌废料，生产氧化锌”。

　　世界有色金属的狂热已经不止停留在徽县。徽县周围县市大都是依赖矿业为主的经济，地方采、选矿后，来自浙江、广东的民间资金蜂拥而入，“希望在废渣中提取各种金属，但是他们简单落后的工艺对环境来说，是一个灾难”。

　　在席建中看来，“血铅”事件对徽县今后发展循环经济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好事，“我们的矿业已经进入中后期，需要重新思考发展战略”。

　　但周永杰，还有那些在街上等待消息和希望的其他村民们说——他们的未来如何，目前“只能等着”。

(责任编辑：韩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