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代”导演的贾樟柯终于在63届威尼斯电影节上喜得金狮，为“第六代”扬眉吐气了一把。可是这帮从地底冒出来不久的年轻导演们，他们的前途将会怎样呢？

　　对于大众而言，“第六代”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泛指概念，并不清楚包含哪些导演。根据吕晓明《90年代中国电影景观之一：“第六代”及其质疑》中的统计，称为“第六代”的导演大约有以王小帅、张元、贾樟柯、娄烨、张扬、管虎、王安全、王超等为代表的20余位。“第六代”的诞生富有传奇色彩，他们刚刚出生就被置于一个相当尴尬的生存地带，在国外电影节和评论界大受赞颂，在国内却遭受到各方面的误解、扭曲和打压。

　　不同于“第五代”的理想主义、文化反思和浪漫色彩，“第六代”的镜头呈现出强烈的写实性和个性化。他们对第五代遵循的“宏大叙事”进行消解，将镜头对准社会的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记录生活在变革时代中的小偷、小姐、歌女、同性恋者、流浪者、吸毒者、民工、下岗工人等边缘人物的行为、思想、伤痛、快乐与悲伤，突出小人物的无序、无奈、无力和无从把握。他们的镜头坦然地存在着，没有明确的社会批判意识，不带或锐利或沉重的启蒙立场。正如贾樟柯所说：“导演不是一个诗人，不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天才，是一个弱者。一个新电影给我们的感觉，是信任观众的艺术，不再给观众施加任何的武断，不强加任何的理论。”

　　“第六代”中的大多数与国家正统意识形态保持着距离，这种选择令其得不到主流的垂青，长期处在一个“文化边缘人”的状态。他们的影片被西方影评人习惯性地称为“地下电影”，并在或大或小的国际电影节上以“中国电影”的身份获奖。然而，在国内等待它们的共同命运则是禁映，部分导演甚至得到“禁拍”的一纸罚单。似乎1987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夺魁而归的民族英雄式的凯旋终将成为“特定而短暂的历史契机所造就的一个文化奇迹，一个难于复现的奇迹。”处罚的理由仅是影片在送出国外参赛之前没有交给国家电影局审查，被视作威胁到某种权威的存在和官方意志。

　　“第六代”的“地下命运”在2003年之后有了变化。是年年底国家电影局的上层人士以“喝茶”的形式与贾樟柯、王小帅等一干中国电影“第六代”对话，恢复了他们官方认证的导演地位。此后，《世界》、《青红》进入院线，“第六代”与老百姓有了全面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令人欣慰的是，当局的“一杯茶”并未消融“第六代”导演的棱角。《世界》将镜头从农村拉到都市，关注的依然是山西汾阳青年的生活与情感；《青红》融入导演自己的成长记忆，表现出青春成长的残酷；《向日葵》继承了张扬一贯的大众亲情亲和力；《看上去很美》虽然无法回到《北京杂种》的冷峻，但摆脱了《绿茶》的无病呻吟，让人对张元的下一部作品滋生期待；王全安2004年拍摄的《惊蛰》、路学长2005年完成的《租期（妻）》都是直面百姓生活的现实主义力作。虽然“第六代”坚守着他们的阵地，《肓井》、《青红》等片殊获国际大奖，“第六代”却没有赢得国内观众的全面认可，不论是网络论坛还是平面媒体，批评与不满的唾液远远多于褒奖之声。这种状况背后至少存在着两方面的因由：没有形成合力和观众审美情趣的嬗变。

　　中国电影的大旗必将由“第五代”传于“第六代”，但从后者的诞生和发展趋势来看，承担这一历史使命仍然有所差距。